网络空间主权原则制度。《网络安全法》前所未有的提出了网络空间主权概念，丰富了我国享有的主权范围，其将网络空间主权视为是我国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中的自然延伸和表现。将网络空间的概念上升为国家主权，更有利于保障我国合法网络权益不受他国或国外组织的侵害。一切在我国网络空间领域内非法入侵、窃取、破坏计算机及其他服务设备或提供相关技术的行为，都将被视作是侵害我国国家主权的行为。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网络安全法》确立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将网络安全分为五个等级，随着级别的增高，国家信息安全监管部门介入的强度越大，以此对信息系统安全保护起到监督和检查。
实名认证制度。《网络安全法》规定了网络服务经营者、提供者及其他主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应当采取实名认证制度，包括但不限于网络接入、域名注册、入网手续办理、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实务中，这一制度灵活性及可操作性较强，可采取前台匿名，后台实名的方式进行。但是，实名认证的工作必须落实到位，若不实行网络实名制的，则最高可对平台处以50万元的罚款。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服务的安全审查制度。《网络安全法》对提高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可控水平提出了相关法律要求，并配套相继出台了《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试行）》（该《办法》与《网络安全法》均于2017年6月1日起生效），明确了关系的网络和信息系统采购的重要网络产品和服务，对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可控性应当经过网络安全审查。涉及、军事领域等产品及服务的采购，若可能影响的，应当经过审查。
安全认证检测制度。针对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网络安全法》规定应当按照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由具备资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者安全检测符合要求后，方可销售或者提供。
重要数据强制本地存储制度。该制度主要调整的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在搜集个人信息重要数据的合法性问题，规定了需要强制在本地进行数据存储。
2、经个人信息主体同意的。另外，该制度还规定了一些法律拟制的情况，比如拨打国际电话、发送国际电子邮件、通过互联网跨境购物以及其他个人主动行为，均可视为已经取得了个人信息主体同意。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网络安全法》在如何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这一问题上有了相当大的突破。它确立了网络运营者在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过程中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形式上，进一步要求通过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经被收集者同意后方可收集和使用数据。另一方面，《网络安全法》加大了对网络等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特别对网络严厉打击的相关内容，切中了个人信息泄露乱象的要害，充分体现了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立法原则。
个人信息流通制度。针对目前个人信息非法买卖、非法分享的社会乱象，《网络安全法》给出了一记重拳。规定了未经被收集者同意，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义务。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不在此列。这样的规定即杜绝了个人信息数据被非法滥用，又不影响网络经营者及管理者由于自身企业发展需要所面临的大数据分析问题。
网络通信管制制度。网络通信管制制度的确立目的是在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下，通过赋予政府行政介入的权力，牺牲部分通信自由权，来维护和社会公共秩序的制度。该做法是国际通行做法，例如在发生暴恐事件中，可切断不法分子的通联渠道，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但是这种管制影响是比较大的，因此《网络安全法》严谨地规定实施临时网络管制，需要经过国务院决定或者批准。一般来说，网络通信管制制度的实施是短时性的，一旦事件处置结束，政府会立即恢复正常通信，以尽可能小的对个人通信带来不便。
2015年6月，第十二届全国会第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
网络安全法草案于2015年7月6日至2015年8月5日在中国网上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16年11月7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7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