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父亲74岁，哮喘，独居。作为儿子，我本该陪在他身边，但因为身边的工友都是阳光的，我怕病毒传染给父亲。邻村全家人多，我很担心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都买不到药。”湖南怀化辰溪县板桥村一位返乡男子在一个名为“农村发烧救助行动”的公益项目上留言。
2022年12月14日启动“农村退烧行动”。项目方围绕社交平台收集农村地区的求助信息，对接药企和当地村医或志愿者，完成民间自救。目前城市医疗资源告急的新闻被广泛关注，而农村老人的声音更难听到。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求助者，发现农村老人普遍闭门不出。他们以前没有被感染过，他们对新冠肺炎的了解也不清楚。直到最近他们才开始戴口罩。由于信息的滞后，他们很难比城市居民更快地储备退烧药。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求救信息大多是远在他乡或提前返乡的后代发来的。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农村人口约为5.1亿，较10年前减少1.64亿。农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分别为23.81%和17.72%，分别比城镇高7.99和6.61个百分点。按此计算，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约1.2亿，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9037万。
无论是面对基础疾病还是新冠肺炎，老年人都是弱势群体，农村老年人还必须面对缺医少药的局面。这个冬天他们会怎么样？
广西柳州一村卫生室正在为老人咨询，发放药品供图/郑宏斌
医疗短缺
“我也买不到药。我在家睡觉。我不知道我不是阳性，也没做过核酸。”60岁的村民老吴，陕北一个村子1800多人。老年人约400人，约占四分之一。
疫情发布前，他不敢买感冒药，怕被送到收容所。放出来后，他去卫生所，发现什么药也买不到。2022年12月初，老吴发烧，一个村医来给他输液。老吴有关节炎，但诊所没有暖气，不能去诊所打针。他网购的药品一度物流不畅。“东北内蒙古的药下不来，西南的药还能来”。
之后家里的孙子和老伴也发烧了，每人输液3天。老吴比他们少丢了一天，“因为家里总有人照看”。大概过了十几天，老吴一家基本没什么症状了。后来村里的病人基本都领到了一两片布洛芬，有的是政府给的，有的是私人志愿者给的，但诊所和医院还是买不到退烧药。“如果吃了之后没有好转，那就没办法了。忍一忍吧，就是慢慢会好起来的”。
元旦过后，村里90%的人都是晴天，诊所里感冒求治的人还是很多，但比一个月前的人少了。
“新国十条”颁布前，很多农村诊所、卫生院基本不收治发热病人，因此退烧、感冒药储备有限，部分地区基本为零；但政策改变后，农村发热病例明显增多，相关药品采购储备一时间难以跟上。村卫生中心通过替代药物、中药和输液来满足患者的需求。但由于之前所有阳性病例都被直接带走隔离，很多农村基层医生对新冠肺炎的治疗方案毫无准备，“有什么用什么”的现象比较普遍。
在农村医疗资源紧缺的时候，“农村发热救助行动”等公益项目开始介入民间自救。然而，据“农村退烧行动”的发起人之一郑宏斌介绍，一些别墅
黄冈市习水县人民医院医生刘桂芬告诉记者：“我们医院原来有1200张床位，现在增加到了1800张。走廊里有很多床，进来一张是空的。轻症基本进不去。住院的都是老人，多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肺气肿等。县主任级别的医生会下乡做安排，把危重病人及时运送到县医院。”
从2022年12月23日晚上开始，习水县人民医院通知各科室接收发热病人，然后每层楼都住满了。新接诊的病人基本都是并发肺炎感染，医生忙得工作时间变成了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据《鄂东晚报》举报，从2022年12月中旬开始，习水县人民医院发热病人激增，最多时达到一天近500人次。医院抽调了20多个有医学背景的行政后勤部门支援一线。
刘桂芬回忆，2022年12月25日左右是最忙的时候。一个医生陪病人去了武汉一家大医院，病床还是要等。但是过了元旦，病人没有以前多了，去武汉的医院也不用等太久的床位了。“春节前后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人员流动高峰，春节期间比平时更忙”。
鞭炮一响，我们就知道又一个老人走了。
虽然缺医少药，但老吴从没听说过村里有重症和大量老人死亡的情况，大多把它当成重感冒。但在其他地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老孔，湖北黄冈人，今年76岁。他感觉最近村里去世的老人增多了。“有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留在家里，没有送到医院。这个县最好的棺材以前卖五千，最近半个月卖一万多。”
孔居住的黄冈城乡结合部有200多户千余人。每户都有一到两位老人，整体老龄化率超过20%。去年12月17日，患有高血压、冠心病、中风等基础疾病的他开始发烧感冒。服药后，他克服了困难。退休公务员，他是当地医疗条件好的一群人，有城镇职工保险，有慢性病医疗保险。即便如此，社区也没有对他的健康建立档案，在疫情的冲击下，社区也没有对他进行调查。
最近小区里放了几次鞭炮。鞭炮一响，他就知道又一个老人走了。
在农村工作多年，老孔对农村医疗和护理的差距深有感触。“无子女无女儿的‘五保’老人由政府出钱看病养老，子女有钱或者自己有退休工资的老人也可以安享晚年。而患有严重疾病、子女在外打工、经济条件一般的中老年人群体情况最差。农村每个月100多块钱的养老金，并不能覆盖他们的生活。即使县医院能报销60%，剩下的对农村老人来说还是个很大的负担，大病他们也负担不起。”
据老孔介绍，当地农村老人平时可以去社区或农村医院买药，看一些小病或慢性病；大病之后无人照顾的情况并不少见。中风后，老孔去当地残联开办的养老院康复，看到那里的一些农村老人一片凄凉的晚景。“孤独了七八年，他们终于慢慢走开了”。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黄冈65岁及以上人口91.85万人，占比15.61%，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21年，该市城市化率不足50%，排名全省倒数第三。
为什么有些老人视新冠肺炎为重感冒，而有些人却因此而死亡？为什么有些农村老人大病不就医？
前述医护人员表示，“新冠肺炎感染有很多症状。一些有贫困卡的老年人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近日表示，春节将至，随着人员流动增加，城市疫情可能向农村蔓延，增加农村疫情防控压力。要提前布局，一方面可以把药分销出去；另一方面，要使农村的危重病人，特别是老年危重病人及时转上来。
乡村医生：和乡村一起变老。
他是郭宏伟习水县的一名乡村医生。全村4000多人中，65岁以上的有600 ~ 700人。他所在的镇医院有四个家庭医生团队，每个团队对应三四个村，每个村有两个家庭医生。
位于大别山南麓的习水县，是传统的农业和人口大县，也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有20多万人，其中近四分之一在外工作，当地老龄化趋势日益加深。
2022年12月22日，郭宏伟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咳嗽加剧。“大概是晴天，需要休息几天”。他今年64岁，接下来几天的会诊工作将交给另一位“年轻”的乡村医生——，他也年近60岁。
河北保定的乡村医生秦海，上世纪80年代开始行医，“赶上赤脚医生的尾巴”。几年前，他被录取为执业医师。
2022年12月初，秦海经历了最忙碌的时候。她早上五点被病人的敲门声吵醒，开始发烧一整天忙了十几个小时。她每天接待几十个病人，并经常进行家庭治疗。
村里65岁以上的老人有80多位。秦海对他们的基础疾病和常用药物有一个交代。现在村里老人越来越多，新生儿越来越少，秦海正在步入老年。他身边很少有像他一样干了几十年的同事。
一些年轻的乡村医生选择了离开。
哈尔滨的李曾经是一名乡村医生，但因为“个人发展原因”，他在2019年选择离开这个团队，去城乡接合部开了自己的中医诊所。“乡村医生的工作量很重。除了治病，他们还要承担当地的公共卫生事务。收入水平与人口覆盖面挂钩，整体收入来源非常有限。”他告诉记者。
在秦海看来，80、90年代是事业的巅峰时期。那时候乡村医生受人尊敬，逢年过节总有人送礼物。之后，村里的瓦工、木匠大行其道，村医收入下降，愿意干这一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于是很多村医到了退休年龄就会再就业。
根据国家卫健委每年发布的《新冠诊疗方案》，我国行政村和村卫生室的数量在逐年减少，乡村医生的数量也在逐渐萎缩，近两年减少了14.6万人。
持有乡村医生资格证书，经注册后可以在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保健和全科医疗服务；执业医师可以在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执业。截至2021年底，他们的总人数约为117万人，平均约有80名65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
所以乡村医生数量减少，首先是因为农村人口减少；第二，部分乡村医生升级为执业医师，不代表不在农村会诊。近几十年来，每千名农村居民拥有的乡村医生数量实际上一直在增加。
截至2021年底，中央财政累计投入14.3亿元，培训基层卫生人员59万人，其中乡村医生38万人。
2022年10月，国家卫健委回复《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根据规定，在职村医可以根据不同身份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于离职的老年村医，多数地方给予固定补贴或工龄补贴，提高养老待遇。在医疗保障方面
胡霞是湖北东部农村地区一家养老院的院长。2022年12月21日，胡夏告诉第一财经，医院里有两位阳性老人。他们的家人刚把东西送到医院，他们可能把病毒带了进来。两位老人被隔离，胡夏还有50到100个各种感冒发烧的药。“能防守就防守。”但是元旦那天，全院基本都是晴天。
这家集保健和护理为一体的养老机构，拥有300多张床位，配备3名全科医生和1名理疗师，目前收治160多位老人。他们的平均年龄超过80岁，最大的102岁。基本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瘫痪老人。心肌梗塞和脑梗塞时有发生。如果老人有紧急情况，会先抢救，然后送到县人民医院，十几分钟车程。
但在疫情大规模爆发时，救护车到县医院要等更长时间，有时四五十分钟，有时三个小时。“我们的医疗手段只能检测出老人肺部感染，要送医院进一步治疗。但现在急救资源紧张，有时需要家属自己开车送老人去医院”。
殡仪馆的车等待时间比较长。胡霞的养老院最近送出去20多位老人，有的去了医院，有的被接回家，有的去世了。“死者大多是心肺功能不好的老人。在“杨康”之后，他们的病情恶化，一些家庭成员别无选择，只能放弃”。
去年上半年，复旦大学老龄研究所在全国539家养老院发布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疫情防控方面，60%的被调查养老机构缺乏专业人员，新冠肺炎机构老人疫苗接种率明显低于居家老人；40%的机构在封闭管理期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活物资短缺；8.24%的机构表示经常或始终存在防疫物资短缺，35.52%的机构有一些急需的医疗物资，60%的机构存在药品短缺，尤其是罕见病和精神药品。
此外，66.05%的被调查机构表示2020年后年均营业收入明显低于疫情前，78.37%的机构下降幅度不超过40%；68.83%的机构反映疫情期间人员整体工作量增加导致人员短缺，60.48%的机构在疫情期间出现人员流动，导致人力资源短缺。
胡霞的养老院也面临困境。此前，当地国药集团和民政部门已与她对接。然而，养老院的重病老人逐渐增多，国药集团的药品资源变得紧张。她不得不另寻渠道找药。“现在我们已经花了20多万储备各种中西药品。因为老人基础疾病不同，有些药不能同时服用，所以我们还需要去武汉等地购买多种药。”
养老院面临的另一个实际问题是，能够帮助医生的护士急需短缺。和农村医疗集团类似，农村老年护理人员普遍年龄偏大。胡夏所住的养老院，员工多为50岁左右的农村妇女，文化程度较低。
和全国几乎所有的养老院一样，这家养老院3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即使全国都放开了，整个县城和敬老院都被淹了，敬老院还是防备着，怕外界带来更多的感染。
出于安全考虑，胡夏小心翼翼地接纳了新来的老人。有些老人因为家里负担不起住院费，被家人接了回去。“我们这里有一些瘫痪的老人，欠了几万块的费用。孩子在外打工，今年没有收入，我们也没法催他。”
56岁的胡霞目前每月退休工资5000元。她已经在这家养老院为自己选择了一家养老院。然而，大多数农村老人每月只能领取几十到几百元不等的养老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