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众号消息，自2023年1月8日起，经过三年的疫情防控，中国对新冠肺炎的管理正式回归“B类管理”。此前一个月，全国部分地区出现了防疫政策调整后的第一波感染高峰。随后，上海、北京、武汉、广州、杭州等城市迎来严重高峰。与此同时，医院的治疗压力开始逐渐从急诊科转移到重症监护室。
1月9日，山西省太原市白求恩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患者。图/澎湃图像
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近日接受采访时指出，到2022年12月底和2023年元旦，全国门急诊量将达到峰值，这意味着重症救治高峰也将同时到来。目前部分大城市门急诊有回落迹象，但重症治疗仍处于高平台期。截至1月8日，全国二级以上医院危重床位使用率已达80%左右。她预计，在春运期间，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可能会面临突发事件和严重疾病的高峰。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近日采访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智勇。他描述了过去三周医院重症监护的情况。以下是他的口述：
武汉的重症高峰在去年12月20日左右到来，比感染高峰晚了一周左右。去年12月初，防控措施调整后，我们科室两周内全部感染，全部带病工作，感染后平均3到5天就会回到岗位。当然，我也被骗了。先是觉得浑身无力，然后躺下就起不来了。烧了一整天，不知道多少度。我在办公室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烧退了，然后继续工作。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还是一直咳嗽。其他大部分医生都是我这种状态，我因为轮岗不能休息。我们不敢给我的肺做CT扫描。每个人在服用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新国十条”发布后的两周是我们最难熬的时期。医疗保健是不够的。我非常焦虑。我每天到处打电话找人，声音都沙哑了。白天还有很多会。会上要做好人员准备，组织新开ICU病房，优化入院流程，查房会诊。现在全院都支持重症、急诊、呼吸三个科室，但是医疗还是很匮乏。
事实上，在调整防控政策之前，我们医院对可能出现的高峰已经有了预案。首先是采取分级管理：最危重的病人需要插管和呼吸机。如果是呼吸衰竭、多器官损伤的患者，就转到重症监护室管理的综合ICU。如果他们只有呼吸问题，就会被分流到呼吸科。其他症状较轻的患者在专科ICU治疗，但后期重症患者太多，一些需要插管的患者也被送进了专科ICU。
二是准备很多可转换的ICU床位，由重症监护室医生管理。比如综合ICU原来只有60多张床位，后来加了一个病房。算上可转换床位，高峰期的床位数翻了一番。管这么多床位的医生护士有七八十个，但真正的骨干医生只有78个左右，也就是十分之一。我现在每天都会接到太多各部门的咨询电话。
虽然有预案，但“新国十条”后，案件数量上升过快。在武汉，几乎所有医院的急诊床位都趋于三天内饱和，时间太短，任何预案都撑不住。另外，各地很多医院其实也建了很多可转换的ICU，但这些转换后的床位大多不具备专业的重症监护能力。很多专科ICU病房只有监护仪、呼吸机等设备，没有专业的重症监护。我
目前重症监护室还在平台期，重症监护室还是医院压力最大的科室，床位还是比较紧张，但是排队时间比以前短了一点。不过现在的情况和2020年初的武汉有些相似。越是后期，重症越难治疗。
送到综合ICU的重症患者主要是7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基本都是病毒性肺。从并发症来看，心肌炎和肾损伤占比较高。第一批来我科的患者介入及时，后面很多患者过了很久才来，肺部病变比较复杂。早期的肺损伤主要来自病毒，但后期可能是因为它们持续的高频呼吸，对肺造成了损伤，部分患者会出现气胸。
因此，在给患者进行氧疗时，一定要注意及时监测。不能光看血氧饱和度93%以上，就没事了。如果我们给高浓度的氧气，病人的呼吸频率还是很快，比如30次/分钟以上，所以一定要及时介入，果断插管，上呼吸机，控制呼吸频率，否则会损伤肺部。很多医生都不重视这个问题，所以经过一周的氧疗，病人的肺基本没救了。另外，高浓度的氧气也会对肺部造成损伤，一般不会超过50%，所以我从2020年开始就一直呼吁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治疗要规范化，每一步都要严格按照流程进行治疗和评估。很多基层医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事实上，重症发展后期可以采取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主要是通过设备对衰竭器官进行功能支持，其次是使用一些糖皮质激素，如免疫球蛋白、康复患者血浆等，缺乏循证医学。
但激素是把双刃剑，还会抑制免疫反应，所以用量一定要谨慎，不能太大，否则肺部状况可能会变差。一般推荐剂量为地塞米松5mg/天或甲泼尼龙40mg/天，连续使用不超过10天。我觉得有些医生每天给病人开80毫克甚至160毫克的甲泼尼龙，肯定会起反作用。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未来几周，如果重症患者进一步积累，很多医护人员的压力可能会更大。希望重疾高峰能在过年前尽快看到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