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22年，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将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在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发布了2022年全国人口数据。
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6.77 。死亡人数1041万人，死亡率7.37，人口自然增长率-0.60。这是自1962年以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在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发布了2022年全国人口数据。
人口负增长是中国人口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和低迷？人口负增长是否带来中国劳动力短缺？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后，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
近日，中国人口学会召开“人口负增长及其对策”研讨会，多位人口学家就我国人口负增长的现状、原因、社会经济影响及对策进行了探讨。
1月15日，武汉汉口站。随着春节的临近，身在异国他乡的旅客已经踏上了回家的旅程。他们收拾好行李，乘火车回家，急于返回。新华社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表现是什么？
许多人口专家提到，这不是中国第一次面临人口负增长。与历史上死亡主导的负增长相比，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出生主导的负增长。
人口负增长是一个宏观现象，与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三个变量值有关。死亡主导型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高出生率条件下死亡率上升，死亡率下降时会回到正增长；生育率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低死亡率情况下出生率较低，需要上升才能恢复正增长。
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表示，从空间上看，人口负增长已经从县一级、省一级逐渐蔓延到全国，而且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
1983年，江苏省太仓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75，是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第一个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地区。1991年，上海首次出现负增长，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关注。进入21世纪，江浙、东北部分城市相继进入负增长。近年来，更多的省份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由于生育率持续低迷，全国人口负增长的到来时间似乎比原先预期的要早。总人口峰值时间在逐年预测中不断提前，对应的人口峰值不断下调。”宋健说。
与会的多位专家也表示，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将是长期的。“中间可能会有增长和反弹，但总体人口规模的负增长已经成为既定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表示，这与人口负增长惯性的内在规律有关。
据他介绍，199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跌破更替水平，内部人口增长已经由正转负。过去30年低生育水平积累的人口负增长惯性是导致我国人口负增长趋势的重要因素。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通过模拟计算，即使总和生育率立即提高到2.1并保持不变，由于累积负值的大惯性，人口负增长也将从2044年开始，并持续到2090年
“与14亿人口相比，2035年之前，中国人口减少量较小，减少趋势平缓。然而，从长期来看，人口负增长正在加速。预计2050年后，年均减少1000万。”他说。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士在儿科重症监护室安抚新生儿。新华社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和低迷？
目前人口负增长的原因是低生育率。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和低迷？
一是育龄妇女规模在减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伟表示，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中国育龄妇女人数持续下降。2017-2020年，育龄妇女人数年均减少567万，其中对出生人口贡献最大的20-29岁女性年均减少540万。
此外，女性结婚年龄的推迟和已婚女性生育率的下降也进一步压低了生育数量。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2010年的24岁提高到2020年的近28岁。此外，2010年至2017年已婚妇女生育率基本呈上升趋势，但2017年后掉头向下。
陈伟还表示，低生育意愿还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带来的女性受教育水平大幅提高密切相关。
“育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幅增加，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发生了性别逆转。因此，即使各种教育水平的生育率保持不变，整体生育率和出生人数也会大幅下降。”他说。
许多专家也表示，经济和社会发展是近年来中国低生育率的更深层次原因。
城市房价上涨，育儿成本越来越高，公共育儿服务缺失，市场育儿服务成本高，让家庭“养不起”“不敢生孩子”。
“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是全球最低的，不仅低于西方国家，也低于日本、韩国等生育率极低的国家。”陈伟说。而且中国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进一步降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80后和90后女性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82和1.66。
宋健认为，除了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等宏观因素外，家庭变故是中国人口负增长提前到来的重要因素。
她说，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家庭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平均家庭规模缩小、结构松动的趋势。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家庭平均规模首次跌破3人。住户规模的不断缩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住户成员的负增长。
与此同时，单人户、纯老人户、残疾人户的比例越来越大，家庭成员的时空分散性越来越大。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养老和照顾年轻人的责任都回到了家庭。伴随着工作的压力，这种期望或现实造成了已婚育龄人群的“恐婚”、“恐生”心理，他们的焦虑情绪被传递和放大。
应该指出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也对婚育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一步降低了生育率和出生人数。陈伟说，在疫情的冲击下，很多人就业和收入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健康状况也受到影响。他们被迫推迟或取消结婚和生育计划，甚至增加孕妇流产的风险。
1月16日，合肥志愿者为即将返乡的中建四局六公司职工发放新年大礼包。新华社
人口负增长会带来劳动力吗
我国劳动力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减少是客观事实，但规模依然巨大，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许多专家和机构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仍将有大约7亿劳动年龄人口，远远大于许多发达国家的总人口。
童表示，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可以通过加快提升劳动参与率来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特别是老年人口中的年轻人口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比较富裕，需要提高年轻老年人的人力资源利用率，例如通过延迟退休的实施和加强人力培训，提高劳动参与率等等。此外，减少行业、职业、地区之间的结构错配也是提高劳动力有效供给的重要途径。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袁鑫不同意“人口红利消失论”，主张“人口红利转化论”。他说，以人口质量代替人口数量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中国这个人力资源大国正在向人力资本大国转型，优质人口的机会正在积累，成为新时代更强劲、更持久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源。
他认为，积极的移民和不断上升的城市化水平为配置型人口带来了新的机遇。人口大规模、大范围、长时间的迁移和流动，不仅激活了国内人口循环，促进了人口空间的优化布局，而且提高了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劳动力本身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了人口大国的空间流动优势。
在金平经济开发区的贵州雅仕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羽毛球生产基地，工人们正在搬运羽毛球。新华社
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后，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的数据，2021年，38个国家正在经历人口内生负增长，其负增长主要是由于长期低生育率。
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和北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陶陶表示，这些国家都面临着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其中，德国是自1950年以来第一个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自1973年以来一直为负；匈牙利经历了最长的人口负增长，从1980年持续到2021年，总人口规模在40多年间减少了近10%。俄罗斯199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在2008-2019年恢复人口正增长后，2020年开始新一轮人口负增长。日本从2010年开始持续负增长，总人口规模在十几年间减少了3%左右；韩国在2020年初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
陶陶认为，面对人口负增长，各国一方面采取鼓励生育和移民等措施来缓解甚至阻碍人口负增长的到来，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增加妇女和老年人就业、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来适应人口负增长的后果。
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后，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
“自1990年代以来，我们在13个国家观察到人口和经济负增长的事实。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出现人口负增长，有的国家已经形成了稳定加速的负增长趋势。”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说。
在这些国家中，一个是即使在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经济仍保持增长，这一般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增长率低。对于高收入国家日本和意大利来说，经济增速在1%左右；在低收入国家，乌克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春节临近，陕西Xi各大年货市场热闹非凡，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购买。年货市场客流和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新华社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
南都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针对我国人口低生育率，国家陆续出台政策，部署建设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2021年，国家顶层设计从0755到79000开始，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和配套措施。2022年，17个相关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完善和落实财税、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提出20条具体政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确定了今后优化生育政策的方向。
多位专家表示，应对低生育率的人口形势更加复杂，生育支持政策有待加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毛认为，我国的生育扶持政策还处于起步阶段，基础比较薄弱。各地政策的执行力度、难度和难度不一，政策执行的衔接性和内容设计的精细度有待加强。
如何推动生育扶持措施的落实？她说，关键是建立政府主导的投入保障机制，投入真金白银，完善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从经济、服务、社会环境等方面提供良好支持，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资源配置，为应对低生育水平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在经济扶持政策方面，逐步建立以未成年子女数量为基础的家庭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提高所得税征收起点，降低税率。二是在育儿福利政策方面，明确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纳入生育津贴发放范围；根据女职工子女数量建立有效的人工成本分担机制，调动用人单位提供生育扶持政策的积极性。第三，在配套服务政策方面，将普惠性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加大生育保健力度，逐步将生育相关医疗服务纳入基本医疗报销范围，探索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商业健康保险。
张还建议，为适应人口负增长，应实施0-3岁婴幼儿“强启动”全民行动，从生命早期开始推进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投入产出效益，不断提高人口竞争力。此外，人口老龄化将增加养老支出和医疗负担，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进一步优化人口和空间资源的配置，可以释放新的制度红利，这也是中国应对人口负增长的一大看点。
段提出，劳动生产率可以通过迁移和流动来提高。现实中，劳动力尤其是流动人口在就业、教育、住房、生育、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没有享受到与流入地户籍人口相对应的平等服务，制约了劳动力充分发挥自身的人力资本。
“在传统人口规模红利已经下降的情况下，必须破除过去阻碍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充分发挥现有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才能在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中实现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