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1月18日，第十四届政协委员名单公布，名单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环境与资源圈”。这是自1993年第八届政协会议增加“经济圈”以来，政协首次出现新的界别。
根据名单，第十四届政协共有34个界别，共有2172名委员，其中来自环境资源界别的委员有85名，是34个界别中人数最多的。
此外，地方CPPCC也对板块设置做了相应调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的新CPPCC组成人员名单中，增加了“环境与资源部门”或“资源与环境部门”。
多位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设立环境资源板块不仅符合我国对环境资源的新认识，也是实现“双碳”目标、保障耕地和能源安全的必然举措。
字体生态环境的治理越来越受到重视。图/新华
成员来自许多领域。
自2020年以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设立“环境和资源部门”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球物理系教授童金南是十四届政协新成立的环境资源界委员。他告诉我们，2020年，第十三届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新增40多名委员，新委员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成立环境资源界别做准备。随后，“积极推进新增资源环境界别后续工作”被写入2020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工作总结。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环境资源部门的85名委员中，许多人都是连任的。此前，他们分散在其他部门，如科技、农业和九三学社。这些成员的共同点是，他们几乎都提交了与环境资源有关的提案。例如，童金南作为第十三届政协科技委员会委员，提交了他的第一份与汉江环境保护有关的提案，随后又提交了几份与生态环境治理有关的提案。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85位环境资源界委员的背景涵盖了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水务、城市规划、海洋、林业、地质、化学、古生物、建筑、气象、交通、法律等领域。
环境资源界40%以上的委员是具有上述背景的官员，包括生态环境部部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局局长、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何、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厅长、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余等。
85名成员中30%以上是具有上述背景的专家学者，包括云南大学校长方精云、浙江大学副校长吴健、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张干林、中科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葛全胜等。包括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几位院士。
此外，约20%的成员来自能源和化工企业，包括中国核电董事长吕铁忠、中国中化集团董事长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国家电力投资公司董事长钱智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戴、华能集团董事长温树刚、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辛保安和中国电力集团董事长敖宏
童金南说，作为一名地质学家，自从成为政协委员以来，他一直更加关注环境问题。以前他经常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从地质学的角度讨论环境问题。今后，他将关注如何实现环境管理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比如我曾经在一次小组讨论中谈到一个问题。现在河湖治理把很多河滩、河滩变成了石滩、水泥路。好像环境变好了，但是泥滩里的生物活不下去了。这不是生态保护，而是生态破坏。这也是我以后会关注的问题之一。”
这个新部门是时代发展的及时举措
在许多受访专家看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增加环境和资源部门是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及时之举。
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设立环境资源部门表明国家层面对环境资源的高度重视。“这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中国注重规模和数量的经济增长，然后实现向质量和效益的转变，环境资源保护变得极为重要。”汪玉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环境资源受到高度重视是一种必然趋势。
汪玉凯说，环境资源部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对环境资源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没有意识到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严重性。目前，无论是中国的最高决策者还是公众，对资源和环境的重要性和价值的认识都达到了几个层次。
如何适应认知的升华，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比如加强了环境资源的机构设置，成立了生态环境部和自然资源部，把过去分散在各个部门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的职能集中起来，从政府部门的组织架构上加强对环境和资源的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职能由“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向“环境保护”转变，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国家总体战略布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的环境资源部门正适应这一趋势。
在张看来，成立环境资源部门也是一项任务。“从国际国内形势来看，无论是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碳中和，还是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能源安全，为了完成这些任务，CPPCC都需要设立这样一个板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市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成立于1998年3月，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和主席会议领导下的九个专门委员会之一。张说，多年来，人口资源环境委意识到环境资源领域的人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导致他们的政策建议比较分散，所以大力推动成立了环境资源部门。自那时以来，这些CPPCC成员能够更集中地发言，更有效地履行职责。
CPPCC产业的调整和优化
事实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的界别经历了多次调整，包括增加界别和重新命名一些界别。地方CPPCC界别的设立基本上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基础的。
1988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期间，“界别”一词首次出现。在此之前，中国人的组织设置
五届政协取消了“合作社”界别，增加了“体育界别”。第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增加了两个界别：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合会和港澳同胞。第七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有31个界别。增加“中国科协”后，有32个界别。第八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港澳同胞”分为“香港同胞”和“澳门同胞”，并增加了“经济界”。九届政协调整了5个界别的名称，其中“外国友好团体”改为“外国友好团体”，“社会救济福利团体”改为“社会福利团体”，“少数民族”改为“少数民族团体”，“香港同胞”改为“特邀香港人”，“澳门同胞”改为“特邀澳门人”。在第十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有两个界别更名，即农林界别改为农业界别，社会福利界别改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别。
刘说，新中国成立之初，CPPCC主要由党派、团体、地区、民族和宗教组成。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仅仅这些部门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所以会不断调整。
中共中央的文件也反映了对调整和优化CPPCC部门的重视。2006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国新闻周刊》号文件，首次明确将突出行业特色作为CPPCC自身建设的独特内涵。2015年，中共中央《中国新闻周刊》提出“条件成熟时适当调整CPPCC界别”。2019年，中共中央《中国新闻周刊》再次提出要“优化界别设置，增强界别代表性，更好反映各界愿望和诉求”。
十四届政协界别调整除了增加环境资源界别外，还包括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两个界别合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一个界别。
刘指出，CPPCC部门的调整是根据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的需要，以某些行业为界限，以某些职业为界限。这些调整也使CPPCC与时俱进地发挥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
但他同时指出，CPPCC委员在履行职责时“越界”是正常的，并主张CPPCC委员开展“跨部门”活动。例如，属于科学和技术部门的CPPCC成员可以参加与科学和技术有关的其他部门的研究、提案和建议。“事实上，该部门仍在建立一个政治协商和参与讨论国家事务的平台，其特点是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