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中国南极长城站建设始末 一锤“出局”背后是知耻而后勇?

2024-08-25 09:43 生活百科 0万阅读 投稿:StackOverflow

38年前的今天,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挺立南极洲的喜讯首次见诸报端。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南极的上空,中国人对南极这块神秘土地的探索,由此而始。

38年前,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中国南极考察队58名队员历时30多天,穿越大半个地球,首次踏上南极的土地。

没有先进工具,没有取暖设备,他们在冰天雪地的南极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61天建起了一座越冬考察站。

首次参加《南极公约》会议

受到二等公民待遇

1985年2月15日10时,北京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极的电报:“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

这个电报的发出者是长城站第一任站长郭琨。他曾7次带队进入南极,也是长城站的建设总指挥。

郭琨与南极科考结缘,要追溯到1978年。

那一年,43岁的郭琨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负责南极考察的业务。那是我国正式开始筹划南极科考的开端。

那时,他正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任副处长。毕业于哈尔滨技术工程学院、学习气象雷达专业的郭琨,在那时对南极的了解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他的工作是从几乎一无所知开始的。

那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初稳,经济物质贫乏,郭琨被周围人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到南极去?

郭琨回答:“国家荣誉和科学考察的需要。”

长城站建设中,队长郭琨席地而坐就餐。

在南极建立考察站,是南极科考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不需多言,而南极科考站为什么又被看做国家荣誉的象征?郭琨给记者讲起了一段亲身经历,在他的口中,重复最多的词是“憋屈”。

1983年6月,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同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会议。

中国代表团只有三人,郭琨是其中之一。首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郭琨来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

“因为当时我们在南极没有建站,虽然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我们国家是缔约国,不是协商国,没有表决权。”

“从座次到文件发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协商国的代表按名字首个字母排序依次坐在前排,我们都是随便坐在后面,也没有桌子。发放会议材料的时候,递给我们的袋子里只有会议的议程安排和与会人员名单,关于会议的内容,一个字儿也没有提。”

这些“待遇”,让第一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郭琨很是郁闷,但是真正让他深感屈辱的,是当大会进行到表决阶段时,主席团主席的一记闷锤。

当大会进行表决的时候,会议主席把手边的榔头一敲,说:“请缔约国代表退到会场外喝咖啡。”

郭琨说,他“几乎是含着眼泪”从协商国代表的身后默默退出会场的。“当时我就想,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还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郭琨记得,那年参加会议的有16个协商国、9个缔约国。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也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这和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原因就是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

在会场外,郭琨气愤地对代表团团长说:“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决不再参加这种会议。”

这次一锤“出局”的经历,深深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

客观上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对于遥远南极的了解,确实是微乎其微。

中国人登上南极大陆的时间,比西方晚了整整两个世纪。

200年可以做很多事情,也可以错过很多事情。

上世纪70年代末,南极洲上已经有一百多个各国建立的考察站,而在中国甚至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

曾经星罗棋布的考察站

没有一个属于中国

1984年中国南极考察队第一次登上乔治王岛之前,南极一直是独属于西方世界的一块“神秘之境”。200多年的南极探险之旅,一直没有中国人的身影。

1768年,英国著名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南极圈内,遗憾的是,他没有发现南极大陆。

半个世纪以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派遣两艘机帆船组成探险队,经过两次“南征”发现了“南极大陆”,但实际上那是离南极大陆很近的一个岛。

而美国人认为,发现南极的荣誉属于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1820年11月,他在南极海域游猎过程中,曾清晰地看到了南极大陆,比俄国探险队早了两个月。

英国人则说,英国探险家在美国人帕尔曼之前10个月就登上过南极。实际上,他们各自称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这个地方,现在被各国统称为“南极岛”。

不论究竟是谁发现了南极,整个19世纪乃至到20世纪中叶,西方各国的开拓者不断地深入南极,进行科学探索,甚至在南极出现了领土纠纷。

南极领土归属提出的根据,有的是首先发现,有的是大陆架的延伸,当时,已经有7个国家在地图上把南极分割,其中,英国、阿根廷、智利分割的领土互相重叠,而美国、苏联等国不承认任何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同时保留领土要求的权利。

“由于这种‘春秋战国’式的矛盾不可调和,最终产生了国际《南极条约》,冻结了领土要求,规定南极只能用于和平目的。” 在南极办公室工作近20年、4次带队去南极考察的贾根整介绍。

《南极条约》生效于1961年6月23日,条约原始签字国是已经到达过南极的美国、英国、阿根廷、智利、苏联、日本、比利时、南非等12个国家。

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新中国正经受着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酷考验,根本无暇顾及南半球正在发生的事情。

待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上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已经有17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长年考察站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南极岛上星罗棋布的考察站,却没有一个属于中国。

就是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郭琨接手了南极的事务,开启了中国与这片陌生的冰雪世界30年的缘分。

1981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地质学家武衡任委员会主任。郭琨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后文简称南极办)主任。

南极办成立时,主要成员只有5个人。

5个人还远谈不上真正展开南极科考,他们主要做的是前期准备,面前摆着三个看似简单却毫无基础的问题: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怎么开展南极工作。

“当时,咱们国家没有研究南极洲的专业书籍,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我到北京图书馆,只查到了世界各国南极考察的报告资料。”

郭琨找到的唯一一本关于南极的专业书籍,竟然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旧书。

“一个朋友在旧书摊上看见了一本《两极区域志》,他知道我在找关于南极的书,就买下来送给我。书上面写着出版日期是民国25年,也就是上世纪30年代。这本书是个英文译本,里面有一些关于南极洲的资料。”

到现在,郭琨还珍藏着这本旧书,可见当年他拿到它时是多么的如获至宝,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当时对南极了解的匮乏程度。

经过了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南极办和海洋局情报研究所合作出版了《南极和南极考察》、《南极考察的意义》,部分解释了第一和第二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别人科研成果的汇总,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基本上都是案头文字工作,相对容易得多。但是第三个问题“怎么开展南极工作”,纸上谈兵显然不行。

南极办提出的方法是“派出去”和“请进来”。

“请进来”,就是邀请已在南极洲建站、南极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的专家来华,介绍南极考察经验,商谈考察协作等项目,提供部分南极考察资料,并向中国南极考察队提供培训。

“派出去”,则是中国科学家直接参加外国的南极考察团,以“留学”方式培养自己的南极专家。

1980年,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首赴南极考察,揭开了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序幕。

一直到1984年建站以前,国家共派出48名科技人员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日本和德国的南极考察站或考察船上工作,其中参加越冬考察的有12人。

郭琨也曾在1982年先后两次带着考察组到西南极乔治王岛上的智利站、阿根廷站和波兰站考察。

“那时候,我们已经在考虑建站问题,我主要考察他们是怎样建站的,尤其是如何建造高架式的房屋,还参观了考察站内的实验室。”

中国科学界对南极的向往和热情也在涌动、积聚着。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会后,获奖的王富葆、孙鸿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在南极洲建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并希望党中央早做决定,他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国务院领导批示,同意在南极洲建站和进行科学考察。

6月25日,《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正式得到国务院批准,确定我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建站时间定在了1984年末到1985年初。

中国人在南极岛上“零的突破”,即将到来。

脱胎于“718工程”

向阳红10号成了不二之选

对于郭琨来说,拿到批文,在兴奋之余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留给他的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筹备时间只有4个月了。

南极只有冬夏两季,全洲年平均气温为-25℃,内陆高原平均气温为-56℃左右,极端最低气温曾达-89.8℃,为世界最冷的陆地。

要在终日为冰雪覆盖的南极建立考察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也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翌年的3月中旬中间施工。4月到10月南极的冬季到来,冰原上就只剩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如果夏天完不成任务,就要延误一年。

国务院对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项目的批件,计划的科考时间就是1984年末至1985年初的南极夏季,也就是说,所有的准备工作要在1984年11月份之前完成。

第一个问题,怎么去南极?

破冰船是极地科考最有效的工具。1984年时,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极地科考利器。

郭琨说,没有破冰船,我们的南极之旅会有一些限制,但并不是说没有它我们就去不了南极,建不了科考站。

国家海洋局选定了向阳红10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J121船承担这次任务。

向阳红10号科考船并非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它脱胎于著名的“718工程”,即1967年7月18日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国防科委、解放军总参谋部、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海军等单位联合上报的“远洋综合测量船队”研制计划,其使命是对我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海上落区进行跟踪与测量。

郭琨说,虽然向阳红10号没有破冰能力,但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远洋能力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船的操纵性和适航性能极好。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任何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

向阳红10号成了当时我国进行南极科考的不二之选。

而另一艘J121船隶属海军,是一艘大型打捞救生船,它与向阳红10号结伴,作为保障。

由于两艘船都没有破冰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进入冰层覆盖的南极腹地,科考队选择了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作为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的站址。

郭琨说:“我们曾到乔治王岛上考察过,岛上有淡水资源,已有7个国家在此建站,就像一个‘小联合国’。而且乔治王岛附近水域比较开阔,气温相对较高,不需要破冰就能登陆。”

在准备工作中,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中心搜集翻译了15万字的南极气象文献资料,统计了南纬40度以南5年夏季气象资料,搜集了5个国家南极站5至10年的气象观测资料。

1984年10月底前,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全部运抵上海,装进了向阳红10号和J121船的船舱。

南极气候恶劣,是世界上的“寒极”、“风极”、“白色沙漠”,因此对建站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的质量要求也特别高,“比如对建站房间的要求是:防寒、保温、抗风、防火和防雪埋,所以房屋的建筑材料都是双层钢板内夹聚氨酯泡沫塑料,墙板轻,建筑是组合式的,钢板在-50℃至-60℃的情况下也不能开裂。”

郭琨说,在南极建站,缺一个螺丝钉也是大麻烦,所以重要的零件,他们都双备份甚至三备份。

国家为南极科考站建设划拨的资金是2000万元。在最初的资金预算中,有中央领导批示,能用2000万元建起一个无人站就算成功。但最终的结果是,这些钱建起了一座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长年科考站。

1984年10月8日,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宣布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郭琨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

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份隆重的礼物——10月15日,邓小平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

“都说大海是母亲,

我看大海是后娘啊!”

1984年11月20日,郭琨起得格外早。

从现存的影像资料里可以看到,那天的黄浦江畔天气很好,1000多人聚集在码头边,向着向阳红10号船和J121船上等待出征的科考队员们招手,其中有参加出征仪式的领导,有队员的亲属,更多的是自发为南极考察队送行的普通上海市民。

10时整,汽笛声响彻在黄浦江上,向阳红10号船和J121船启航了。

30多天漂泊在海上,不停靠一个港口,这绝不是一次轻松的航程。来自各行各业的南极考察队队员,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远洋航行的经验。

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队员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晕船。

郭琨说,当时晕船的队员占60%,连续呕吐的占7%,就是不晕船的队员也感到饮食无味,睡不好觉。

“将近600个人,吃饭的时候,到餐厅的不足三分之一。队员晕船晕得厉害,一看见饭菜就恶心。到后来为了保证队员们的体力,我们要求党员和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带头到甲板上活动。”

有队员无奈地开玩笑说:“歌里都说大海是母亲,我看大海是后娘啊!”

比晕船更可怕的,是海上风暴。

队员们首先见识到的是西风带的厉害,这个风带在南纬45度至60度,船只24小时不间断航行,要7到8天才能通过。

“西风带在航海上是非常危险的地带,正常情况下风力七八级,最大风速每秒100米,我们在航行中遇到的最大风速是每秒38.9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通常所说的12级台风,风速也只有每秒31.6米。”郭琨说。

穿越西风带时,考察队曾遇到过一个强大气旋,风速每秒34米,风力在12级以上,涌浪高达12米以上。

茫茫大海,巨浪滔天,万吨级的向阳红10号和J121船变成了两艘小舢板。十余米高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山一样地压过来,把两艘船一下推向山头,又一下压到谷底。钢铁的船身被浪撕扯着,发出骇人的吱吱呀呀的呻吟,仿佛随时会裂开。

风浪最大的时候,向阳红10号后甲板的吊车操纵台被浪头打翻,船舷的铁门被生生扯落海中。船身前仰后合地颠簸着,船尾水下的推进器和船舵时不时露出水面,造成主机空转。一旦主机停车,后果不堪设想。能抗12级风浪的向阳红10号,在远超设计能力的风浪面前举步维艰。事后,船员们在船身上发现了十余处裂缝,多处焊接部位受损严重。

但最终,它还是经受住了考验。

郭琨介绍,在风浪中行船,如果大浪从船侧打来,很可能发生侧翻。越是风浪大,越要顶风迎浪,保证船头对着浪头。所谓“劈波斩浪”,用来形容此时的向阳红10号再合适不过。搏斗了八个小时之后,船队终于冲出了气旋。

在漫长的航行中,除了与惊涛骇浪和晕船搏斗之外,也有令人激动难忘的时刻。

12月1日凌晨4时,不少船员早早地洗漱完毕,聚集到甲板上。

时钟指向9时20分,船上的卫星导航仪的屏幕上显示出纬度零度时,两船同时拉响了汽笛。

庆祝穿越赤道的汽笛声在赤道上空回荡了整整一分钟。

18天后,向阳红10号船和J121船完成了横渡太平洋的全部航程,停靠在距南极最近的港口——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

12月24日,西方的平安夜。经过短暂休整的中国南极考察团开始了他们的最后一段航行——穿越德雷克海峡。

德雷克海峡是极地气旋风暴最为频繁的海域,是众多南极探险的船队闻之色变的险地。但是中国南极考察团通过的这一天,上天似乎给予了特别眷顾,海面上风平浪静,水波不兴。

出乎预料的平静,让考察团聘请的顾问、阿根廷退伍海军上校特隆贝达十分惊奇,他对郭琨说:“我曾多次穿越德雷克海峡,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天气,中国真是交上了好运气。”

回想起这一幕,郭琨笑着说:“他当然不知道中国的好运气是怎么得来的。我们的向阳红10号船有强大的气象监测、分析能力,气象部门对搜集到的德雷克海域气象资料进行了精确分析,作出了正确的天气预报,成功地躲过了一个将要到来的低压气旋。”

极地天气的变化证实了船上气象部门预测的准确:中国船只刚刚通过,德雷克海域就乌云压境,恶浪滔天。

12月25日,两船相继驶入南纬60度(60°S)以内,《南极条约》规定,60°S以南地区属于南极地区。

南极,中国来了!

形态各异的冰山竖立在船的不远处,白色的积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冰山的山体像一大块水晶,晶莹剔透,看上去是一种悠远的蓝色,神秘而瑰丽。

大块浮冰上横卧着慵懒的海豹;帝企鹅憨态可掬地行走在浮冰上,时而跃入海中,在船边游来游去;远处的海面上,偶尔可以看到跃出水面的鲸鱼脊背和它们喷出的几十米高的水柱。

第二天,两船在麦克斯韦尔湾内抛锚,此行的目的地——乔治王岛到了。

1984年12月30日

正式登上南极陆地的日子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54名队员首次登上乔治王岛。

1984年的12月, 南极的夏天仍然冰天雪地,乔治王岛的平均气温是-2℃左右。

“到达乔治王岛的第一件事是选址,第二件事是卸货,都是最急迫的任务。”郭琨说。

在远赴南极之前,南极办就已经确定将长城站修在乔治王岛上,郭琨他们根据乔治王岛的地图,大致定下了几个点,“但是究竟适不适宜建站,就要靠实地勘察了。”

从上岛第二天开始,郭琨和董兆乾等人,就乘坐直升机,从向阳红10号甲板上起飞,开始了历时3天马不停蹄的“选址勘察”。

先后对爱特莱伊湾、阿德雷湾、哥林斯湾、玛丽亚娜湾、阿德雷岛(又称企鹅岛)进行了勘察后,郭琨他们觉得均不理想。

12月28日到达乔治王岛南部的菲尔德斯半岛东部地区时,他们终于发现了一块平坦、裸露、狭长的洼地。

但是很快考察队得知,这个地方是“南极第十三科学感兴趣区”,智利和西德在此地区合作考察研究水文地质。按照《南极条约》的宗旨,中国是不能在该地区建站的,还要爱护这个地区的科考设施。

考察团从这片洼地向南爬上一个高坡,到达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一块平坦的台阶式鹅卵石地带时,终于找到了一块理想之地。

这片区域地质属于卵石滩型,地基可靠。而且,这里平整开阔,海岸线长,便于登陆和运输。此外,这里还有三个淡水湖,离其它站区距离远,比较独立,距智利马尔什基地机场2.3公里,交通便利。

12月29日下午,考察队就把实地勘察站址的情况,初步选定的站址报告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

当天21时30分,武衡通过卫星电话通知南极考察队:“同意中国南极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

12月30日,郭琨等人带着54名队员坐小艇登陆乔治王岛。这一天,成为中国南极考察团首次正式登上南极陆地的日子。

可是,没等登陆南极的激动劲儿过去,海上忽然起了风浪,小艇根本没法驶回向阳红10号了。

“当时根本没有带食品和生活用品,我们原计划只留5个队员在岛上看守,其余队员都乘小艇返回向阳红10号,但是现在回不去了。”郭琨立刻决定,大家都留宿在岛上,马上开始搭建帐篷。

所有人都参与到平地、挖坑、搭帐篷的工作中。幸而当时正是南极的极昼,一天24小时,太阳都挂在天上,不会有夜色耽误他们工作。到了北京时间23时左右,也就是进入了“深夜”,队员们搭好了帐篷,总算有了避风之所。

上岛时,他们只带了5个队员两顿饭的食品,而现在是54个人分,一个人还分不到一块面包,一根香肠。虽然饿着肚子,但是所有人都沉浸在登陆南极的兴奋中。而且这样太阳高挂的“夜色”以前从未体验过,大家伙说说笑笑,无心睡眠,倒也快乐。

第二天风平浪静以后,队员才回到大船上,带着生活所需的用品和食品,逐次逐批的再次上岛。

接下来就是卸货的问题。

由于岸边水浅,向阳红10号和J121无法靠岸,要确保500吨建站物资的装卸速度和安全, 必须修建卸货码头。

抢建码头人员由考察队10人和J121船突击队28人组成,而抢建码头计划在5天内完成。

南极的天气风云骤变, 连续几天大雪纷飞,风大浪急,气温骤降。

十多名队员穿上防水服跳入海中,抡着大锤将钢管打入到海底和海滩,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框架。200只盛满沙和砾石的麻袋被一袋一袋填入框架中。

由于水温太低,每班人员仅能在水里坚持10分钟,手脚就全部冻麻了。

人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仿佛站进了冰库,大多数队员们的橡胶防水服都在冰点以下的海水里脱胶了。冰冷的海水渗透进来,就像刀尖一样刮割着肌肤。

在第一班人上岸饮热酒、喝姜汤暖和身体的时候,第二班队员又早已跳入冰冷的海水中。十分钟,换班,上岸喝一口热酒,转头又跳进水里,就这样循环往复。

1985年1月5日,码头如期建成,小艇终于可以停靠码头,把大船上的物资分批运上南极陆地。

建站冰原

一个取暖的手炉都没有

郭琨有非常严重的腰病,在房间里行走都非常困难,这是他在首建“长城站”时落下的毛病。

“在乔治王岛的前16天时间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所有的队员都程度不同的生了冻疮。我们穿着统一发放的棉衣棉裤,腰上还扎着一条绳子,但是南极的寒风还是像一盆冷水一样从脊椎骨一直浇到后腰。”郭琨说。

动身之前,南极办曾经想给队员一人配一个暖手炉,但是在1984年的中国找不到这种东西,郭琨他们甚至找到总参谋部,想看看高山哨所有没有手炉,也未果。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他们才从香港买到了一批暖手炉,给去南极考察的人员每人发了一个。

冰天雪地之中,一个取暖的手炉都没有,那种刺骨的冷可想而知。

终于,上岛后的第十六天,南极考察站的“心脏”——发电站抢建完成了。

1月16日的15时30分,中国的柴油发电机在地球最底部的冰雪王国正式开始发电。

队员们住的塑料小帐篷里,马上安装上了电灯和取暖设备。

1月17日,全部卸运工作结束,所有的建站物资完好无损地运到了长城站的建设工地上。

从1月20日起,长城站的建设全面铺开了。

郭琨说,他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

“之所以是27天,因为2月20日将举行长城站落成典礼,国内的代表团2月18日就会抵达长城站,再三考虑,我们定在2月16日建成长城站。”

为了抢时间,大家24小时连轴转,队员们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带队领导睡得更少, 新闻记者、船员等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忙着挖地基、扛钢材,与短暂的27天时间赛跑。

1月的南极,虽然是夏天,沿海地区的月平均气温仍然只有0℃左右,内陆地区更冷,大约-15℃至-35℃。

乔治王岛在沿海地区,夏季的平均温度在-2℃左右。“南极的早晚温差很大,早上队员们醒来后,因为水都在晚上冻住了,大家只能用雪蹭蹭牙,或者用手把小河沟冻住的冰层戳破,再用冰水洗脸。”

南极环境恶劣,不仅寒冷,还经常有暴雪和暴雨,夏季也不例外。

“我们在岛上61天,晴天不超过10天,小雨都算是好天气。”郭琨说。

就是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下,队员每天仍然要劳动十七八个小时,很多人都是和衣而睡。

董兆乾后来回忆说, “当时,大家累得倒头就能睡,暴风雪把帐篷刮倒了也醒不了,醒来一睁眼常常发现自己被埋在雪堆里。”

让郭琨记忆犹新的画面,是在打地基的时候,融化的冰雪渗透到基坑里的水达半米多深,无法浇灌混凝土。

队员们在地基外又挖了一个坑,把地基坑内的水引入外坑内,由一两名队员趴在冰冷的地上,用饭盆舀坑内的水,其他队员在地基坑内快速浇灌混凝土,直到混凝土完全凝固了,队员们才停止舀水。

“那么冷的天,就在地上那么趴着舀水,一趴大半天。”回想起当年那一幕,郭琨红了眼眶。

地基浇筑、安装横梁、安装墙板……“奋战27天”的第五天,长城站两栋主楼的主体房屋外壳就建成了。

当房屋顶部最后一块墙板安装完成,工地上一片沸腾。

两天后,第一个天线铁塔耸立在站区北部。

2月1日,高10米的银白色国旗杆竖立在站区的中心位置。2月5日,为纪念长城站的建立,郭琨和队友们从站区采集了一块岩石,竖立在国旗杆右侧,作为长城纪念石。

到了2月9日,短短4天时间,长城站所有的内装修全部完成。

第二天早饭后,郭琨接到北京南极考察办公室的通知,中国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率领代表团,已经在2月9日下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南极了。

代表团飞行的线路是:乘飞机从北京到美国、再飞到智利的圣地亚哥,然后飞到智利最南端的彭塔阿雷纳斯市,最后乘智利空军的运输机到乔治王岛。

贾根整作为武衡的秘书,陪同前往南极,他回忆了一个小插曲。

贾根整说,长城站建成那年,武衡已经70多岁了。行前,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担心武衡的身体,将此事报告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

习仲勋让宋健转告:武老精神可贵,考虑到身体健康,可不派人去,发个慰问电就行。

但是武衡不答应,一定要亲自去南极的中国考察站看一看,为此还专程登门找习仲勋解释,终于如愿。

长城站落成典礼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考察站内,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设施建成,每天都有喜讯传来。

在“苦战27天”的第26天,长城站完成了建站的最后一道工序——2月15日10时,郭琨亲手把长城站的站标悬挂在第一栋房屋正门的上方。

随即,郭琨给北京发电报告: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了。

第二天,也就是38年前的今天,中国长城站挺立南极洲的喜讯,传遍全国。

一个“小城市”般的考察站,是54名考察队员,在J121船突击队的大力支援下,全力以赴,用短短27天时间建立完成的。

郭琨说,这样的“南极速度”,在各国的极地考察站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原标题:今天,长城站挺立南极洲已38年,听第一任站长揭秘中国首次南极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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