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天价彩礼”再次成为最近春节假期的热门话题。2月19日,许多适婚青年和他们的父母告诉杜南和N video记者,当地的彩礼市场仍在上涨。
日前,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印发,其中指出,“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的约束作用。党员干部要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三年点名“天价彩礼”。
“天价彩礼”问题处理已久,甘肃、河南、四川等部分地区近期也披露了成效。然而,“天价彩礼”问题很难一蹴而就,制约因素复杂。
为什么最近“天价彩礼”引发关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抵制「天价彩礼」的尝试?治理的难度在哪里?南都记者多方采访,梳理出“天价彩礼”的四大焦点。
一问:为什么最近“天价彩礼”引发关注?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返乡高峰期间,“天价彩礼”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春节回家后,在外打工的江西萍乡适婚男青年张先生发现,当地彩礼“行情”已涨到12.8万元至18.8万元。
江西抚州是全省彩礼排名靠前的城市之一。女儿处于婚育年龄的福州居民易女士告诉南都记者,目前当地彩礼一般在30万元左右,农村地区成本更高。“这几年,彩礼确实涨了,一个农村小伙子结婚也不容易。除了彩礼,还要买‘硬件’,做个酒,给女方家‘送钱’。光订婚就要40多万到60多万。”
据易女士说:“因为彩礼高,儿子多的家庭负担很重。以前都说‘多子多福’,现在情况变了。女孩听说男方家有几个儿子,就不高兴了。反而彩礼比独生子女家庭还多,有的甚至根本没有。”
浙江某县的李女士告诉南都记者,她亲戚春节前后刚结婚,亲戚给女方几十万彩礼,嫁了一辆车。据她观察,彩礼“年年涨”,亲戚朋友的钱不会少于1000元。“其实我老家并不重男轻女,可能主要是因为好面子。有的人也要把彩礼和嫁妆全部用在年轻夫妇的小家庭上。”
南昌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建生近年来深入江西、四川、甘肃、贵州等地农村,就乡村振兴进行调研。他在走访中发现,“天价彩礼”问题在农村比在城市更突出。“现在农村都说彩礼20万左右。一般对于一个吉利的数字,18.8万、16.6万、13.8万比较多。”
金孝义,Xi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农村人口婚姻家庭研究。为了解当代中国农村男性的婚姻成本,2018年初,金晓义带领课题组对山东、湖北、河北、江西、安徽、四川、甘肃、河南、山西、陕西、湖南等11个省份春节返乡的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覆盖东、中、西部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共获得有效样本5004份。
金孝义告诉南都记者,调查不仅限于彩礼,还包括媒人的代理费、婚礼和婚房费用。她发现,农村男性结婚的成本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总的来说,西部地区的婚姻总成本是最低的,但比例却是最高的
“天价彩礼”也滋生了很多乱象。南都记者注意到,2021年3月,江西九江银行推出了一张“新娘礼金贷款”的海报,广告语为“新娘礼金支出不用担心‘贷款’稳定幸福”,称“最高可贷30万,最长可贷一年,年利率低至4.9%”。海报在网上流传,引发公众争议。
经调查发现,“彩礼贷”是该行零售银行管理总部工作人员在“零花钱”消费贷款的基础上,为新婚客户设计的文案。在没有经过银行相关手续审批的情况下,这名工作人员将还在设计阶段的文案发到了微信朋友圈。
去年2月,宁夏银川一男子因没有50万彩礼,被家人“强行拖走”,引发广泛关注。不到一个月,该男子再次开口,称自己和女友已经“领证”,“现在生活已经恢复平静”。不少网友为两人送上祝福。
今年1月,某用户声称因“女友江西萍乡父母”提出“1888万彩礼”而分手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1月13日,知乎回应称,经核实该内容来自匿名用户回复,1月12日已被发布者修改为道歉声明,承认捏造。知乎平台决定永久封禁该用户账号。
诸多乱象不断引发公众争议,“天价彩礼”问题持续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
第二个问题:“天价彩礼”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天价彩礼’的成因大多归结于性别失衡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金孝义向南都记者解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就一直不平衡,2004年达到121,江西、广东、海南、安徽、河南等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超过130。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性别比开始稳步下降。根据七个人的数据,到2020年已经下降到111.3左右,也就是每出生100个女孩,就有111.3个男孩来到这个世界。据测算,男性过剩人口在3000万到5000万之间。
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加剧了相对落后地区男性的婚姻挤压。“大量农村青年来到城市,城乡通婚圈融合,适婚青年有更多选择,资源贫乏的农村男性弱势地位加剧。”肖孝义说。
易女士也有同感。“以前彩礼没这么高,就几万块。但是现在,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很少有女孩想结婚。这就导致了当地人去外地讨老婆,包括赣州、云贵,甚至东南亚国家。”易女士告诉南都记者,最近听说最高彩礼高达42.8万元,是嫁到偏远农村的“三嫁”女。
这种情况也催生了许多职业媒人,他们在农村游荡,每成功一对可以收取数万元。“但这种职业媒人不太可靠。为了赚钱,还会隐瞒智力或身体缺陷等信息。”易女士透露,“我们有一个本地女孩,精神有些问题。专业媒人接连给她介绍了四个男人,她家收的彩礼加起来近百万。”
金孝义发现,在社会关系相对稳定、圈子文化浓厚的乡村社会,婚姻很容易受到攀比、从众心理的影响。她举例说,在农村,女方家要求高额彩礼。除了“养女儿不容易”的想法,更多的考虑是“别人家要那么多,我为什么不要”。女方家收到的彩礼明显低于一般标准时,村民也会讲“破例”,所以会被投诉,被排挤。
“大多数父母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城市家庭一般会让女儿把彩礼拿走,小家庭会补一些。”易女士认为,彩礼还是要收的,不收彩礼就是afr
张先生也认为,天价彩礼来源于攀比。“比如我们邻居给20万,我肯定高于20万。因为邻居会讨论彩礼,比较一下。”
另一位江西老乡朱女士也表示,网上的“天价彩礼”可能有些“掺水”,有些家庭为了面子会声称自己给了天价彩礼。但实际上,父母会私下讨论彩礼的具体数目,有的甚至考虑分期支付彩礼。
三问:各地抵制“天价彩礼”的尝试有哪些?
2023年2月13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在“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文件指出,“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的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的约束作用。党员干部要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杜南记者注意到,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三年点名“天价彩礼”。为了移风易俗,治理“天价彩礼”,全国多地开展了不同的行动。
2020年5月,民政部发布《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号文件,指出要整治彩礼过高、铺张浪费、婚姻争吵低俗、攀比送礼等不正之风,建立健全扶贫帮困长效机制,促进社会风气好转。次年,河北省河间市等15个单位被确定为国家婚俗改革实验区,实验时间为三年。
甘肃、四川、宁夏等市直接制定彩礼、酒席费用标准。2022年,甘肃省定西市提出9项“硬骨头”措施,用8个月时间集中整治天价彩礼、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其中包括彩礼、酒席“限高”,要求结婚礼金不得超过5万元,婚礼活动双方不得超过2天;婚宴不超过20场,市区不超过880元,农村不超过480元。
同年7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发布的《移风易俗条例》提出,按照传统习俗,确需支付或接受婚礼彩礼、礼金的,彩礼标准和礼金种类、标准应符合村规民约等有关规定,自觉抵制索要高额彩礼、礼金或利用彩礼、礼金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举办婚礼,要控制陪送的对象、范围、频率、标准,接送亲戚的人数,宴请的规模和标准。
今年2月,宁夏靖远县也出台了《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号,提出彩礼最高不超过6万元,且逐年递减。酒席不得超过10桌,礼金不得高于200元。此外,加大“零彩礼光荣,高彩礼可耻”的宣传力度,形成抵制高价彩礼的社会氛围。
2022年9月,江西省广昌县以“零彩礼”为10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网上直播,超4万人观看。一位参加婚礼的新娘说:“再多的彩礼也换不来这么热闹有仪式感的婚礼。”
同年11月,在江西进贤县人民广场,进贤县委宣传部、县妇联、县民政局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建设文明新风不要彩礼要幸福”第二次集体婚礼。16对新人参加仪式,共同倡导“抵制铺张浪费,反对高额彩礼”的文明新风,用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的文明新风。
“政府宣传倡导这种婚育新风尚是非常必要的。”金孝义告诉南都记者,观念的扭转对抵制“天价新娘”至关重要
多措并举,部分地区整治“天价彩礼”取得成效。2022年底,民政部召开全国婚俗改革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指出各实验区从开展婚姻家庭辅导、倡导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培育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传承良好家风家教四个方面入手,“细化实施方案,聚焦主旋律,采取有效措施创新试点,圆满完成阶段性实验任务”。
河北省河间市表示,自该市被定为国家婚俗改革实验区以来,自2021年4月以来,该市共办理结婚登记4726件,其中“零彩礼”和“低彩礼”占88%,每件婚姻的成本平均降低7万至15万元。
2021年5月20日,河北省河间市在瀛海公园举行“零彩礼”公益集体婚礼。26对新人穿着中国传统的结婚礼服,手牵着手走进会场。新华社
日前,甘肃省定西市也公布了天价彩礼治理情况。据不完全统计,自2022年6月开展治理高价彩礼促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行动以来,当地70%的彩礼控制在0至5万元以内,平均4.9万元,比行动前下降10.9%。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也表示,开展移风易俗专班行动以来,全州共上报红色事件991起、白色事件2527起,叫停金额10万元以上彩礼528起,涉及金额7010万元,收集村民简单操办婚丧嫁娶典型案例263起。“不愿收,不愿送”的氛围初步形成。
但是,要想一下子根治“天价彩礼”的问题,还是不可能的。金孝义向南都记者分析,“人口是一个大的惯性系统。在可预见的二三十年内,我们的婚姻市场供需将会失衡,彩礼问题甚至可能更加严重。这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治理过程。”
金孝义认为,“治理的底层逻辑是承认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她在调查中发现,“天价彩礼”并不能保证婚姻的幸福。“我们发现一些收取高价彩礼的家庭婚姻质量不高,一个是他们离婚意愿很高,婚姻家庭暴力发生率比较高。”她说,我们应该倡导回归婚姻的本质,建立在相互理解和真情实感的基础上。此外,要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加大中西部农村居民的教育投入,让他们接受正确的婚恋观。
“‘天价彩礼’背后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村‘光棍’增多。”刘建生告诉南都记者,“有些男人四五十岁还单身,宁愿多花点钱,也想成家。”
金孝义还观察到,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难以迅速改变,欠发达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发展权应受到关注。“比如,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和支持,满足欠发达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养老需求,创造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减少他们的社会排斥。”
此外,她表示,还要加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优质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市民化,避免人口迁移流动加剧男性婚姻挤压。
要从根本上解决“天价彩礼”问题,刘建生认为,政府一方面要加强引导移风易俗;另一方面,要加快乡村振兴,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让年轻人愿意留在农村发展,让更多的男青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