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号消息，中国五金人力资源产业园位于浙江省永康市城东，附近有当地最大的人才市场。从正月初八到正月二十六，这里的春季“开门红”招聘会人头攒动。然而，熟悉当地人才市场的人都很清楚，这与几年前大不相同。
几年前，一年一度的春季招聘会吸引了大批农民工。由于人流量大，招聘效果好，当时每个摊位收费800元。“企业可能要找关系才能报名。”当时的招聘会是一家国企办的。一场招聘会下来，收入有时达到上百万元。
现在因为人流量锐减，企业吸引力下降，国企退出经营，取而代之的是租用场地的劳务中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的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要免费为企业制作海报、安排岗位，鼓励企业参与。招聘会门口还设置了“招聘套餐”，吸引劳动者参加。
在永康的人才市场，传统制造业的招聘占据半壁江山。浙江金华下辖的县级市永康，素有“五金之都”的美誉。在中国，80%的保温杯、70%的门、40%的电动工具来自永康。这也吸引了来自云南、贵州、湖南等省份的农民工。2022年，永康户籍人口62.1万人，流动人口54.95万人。
去年元宵节后，是复工和返工热潮的开始，但不少企业反映“今年比去年更难、更慢”。大多数工人都在观望。“两三年没回家了，去年行情不好。很多人觉得赚不到钱，今年可能出不来了。”
“我宁愿送外卖，也不愿进厂。”为什么曾经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传统制造企业与新工人渐行渐远？00后工作者的“不稳定性”从何而来？机器换人会是解决方案吗？
2月10日，永康部分工厂尚未开工。摄影/姜祉羽
“今年比去年更难招了。”
吴晓是永康一家知名运动器材企业的副总经理。今年以来，他只完成了招聘目标的30%。“我们想招18到40岁的人，但是这个年龄段在市场上不好招。真正有求职需求且很稳定的，往往是40到60岁。”
“40岁以上的工人，培训时间长，文化程度相对较低。除非他们招不到人，才会放宽年龄限制。”吴晓说，年轻人的求职方向很广，很多工作和行业都可以尝试。传统制造业对他们的吸引力已经越来越小。
他需要招聘100名装配工，这是每年离职率最高的岗位之一，也是流水线上不需要技术的岗位。“年轻人只要手脚灵活，两三天就能做岗位培训。”正因为如此，装配工可以选择更多的行业，经常在工厂之间自由流动。
“年轻人不是难招，而是难留。”王力安全人力资源部招聘经理应振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年轻人的流失主要在2到6个月的试用期。
正月，永康市招聘会举行。摄影/姜祉羽
王力是中国门锁知名品牌。2021年在a股上市，被称为“中国第一锁”。应振聪于2014年加入王力集团，负责招聘工作。他回忆说，那时候每年招聘都不用离职，门口贴一张照片，就有工人等着被选上。这两年，应振聪不仅要去各地人才市场招聘，还要跟着政府去外地“抢人”。
步阳集团副总经理程从春节后就一直忙着招工和施工。到第一个月的第18天，工厂已经招募了近300名新员工。程对说，还有一个
程在步阳已经20多年了。那一年，正月初三，工厂门口排起了长队。“2000年以前，农民想进城是人口统计的窗口期。2008年金融危机后，慢慢地，工厂需要努力招聘年轻人。”新工人大多是“老乡带老乡”，也比较稳定。对于困难岗位，步阳会给员工600元介绍费，新员工稳定后，车间科长还会得到200元奖励。
步阳集团是门业知名品牌，还涉足汽车零部件、房地产等行业。步阳集团旗下的步阳国际去年12月在香港上市。程说，近年来，工厂销售额每年都在增长，步阳也连续多年位居永康纳税百强之首。去年步阳一线员工工资在7100元左右，工厂员工年离职率在10%以下。
与王力、步阳等大型企业相比，很多中小企业的招聘情况并不理想。春节过后，某户外箱包制品企业行政部经理袁永华泡在工厂附近的劳务市场招人。他的工厂需要招聘40名装配工，30名装帧工，以及几十名打卡工、包装工、清洁工等一线员工。这些装配工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工资完全是计件工资。月薪大多在5000-8000元之间。在袁永华的工厂里，至少还有20%的人手短缺，尤其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
永康的农民工大多来自云南和贵州。“如果没有云贵的劳务输出，很多工厂都可以关闭。”袁永华说。近年来，随着云南、贵州扶贫工作的进展，贫困人口减少，愿意跨省打工的人更少了。以云南为例，永康人力资源中心工作人员透露，云南镇雄是永康的主要人口来源。高峰时，仅镇雄一地就有近20万人打工。
“今年比去年更难招了。”袁永华也在分析原因。一方面，去年海归人数远不如今年。另一方面，工厂订单不稳定，真正复产的只有少数大企业，中小企业还没有上轨道。“去年很多工厂生意不好，很早就放假了。这个时候员工还是没有信心。很多去年离职的员工今年还在观望。”
00后别想进工厂，“4050人员”容易被淘汰。
袁永华估计，从当地劳动力市场来看，25岁以下的年轻人比去年少了20%。00后的劳动者和70后、80后的劳动者不同，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由父母辅助。只要有钱吃饭，他们就少受约束，“想退出就退出”。
说到新进工人，受访企业负责人提到的最常见的印象之一就是“很多人都没有进取心”。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王力安防制造基地生产总监李廷谦，80后，云南人。2000年，年仅18岁的他只身来到永康。在永康的第一天，他买了一瓶红茶，吃了一顿饭，口袋里只剩下5块钱。第二天，他跑到王力的工厂门口排队应聘。时隔20多年，他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下着小雨。至少有一百人排成两排，都是小伙子，等着厂里来挑人。“那时候进厂难，有些人得找关系。招聘人员看了看手，看了看身体，最后选了二三十个。”
李婷倩应聘了一份一线装配工的工作，挑选了一张可以预付的粮票，一袋大米，保证了她接下来一个月的生活。进厂后，他很勤快。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月拿2600。当时体制内教师的月工资只有700块钱。“当时每月的速度奖和质量奖，还有那300块钱，都是我同事承包的，一直都是双第一。”
因为表现好，李廷谦从一线装配工晋升。2006年，他成为班长，并被提升为车间主任。2014年，出任厂长。现在，他是王力安防制造基地的生产总监。王力安保有很多像李廷谦一样从普通工人晋升到管理层的员工。三年前，王力集团统计了40到50个工作20年以上的员工。2021年，王力安全赴港上市，李廷谦也拿到了股权。“公司很多老员工都有股权激励，对公司管理和技术有贡献的可以增加股权。”
现在的房地产企业已经今非昔比，配套的门业也受到影响。1月30日，王力安全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2年全年净利润为-2500万元至-3700万元。
应振聪说，王力的安保人员流动率一般在2%左右，年底年初可能会达到3%到5%。超过5%时，人力资源部会进行调查和反映。然而，年轻员工在试用期到期前离职的情况也很常见。
相比外卖、快递行业，工厂更像一所学校。早晚打卡，工人要开早会和聚会，上班时间不能离开工厂。但是，即使技术工人月薪能过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不是很大。“技术活需要时间投入，学会了才会有工资回报。很多年轻人恨不得去当半年以上的学徒。”应振聪说，年轻人更倾向于打零工。即使是进工厂的年轻人，也往往一个月后就走了。
另一方面，很多年轻人受不了传统制造业的工作环境。由于传统制造业的生产限制，一些工序的生产环境比较恶劣，噪音大，污染大。如果长时间搬运重物，必然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工人会被“劝退”。
永康被誉为“中国的门都”。以门业为例。10年前，防盗门生产一线有大量等待“转印”的工人。转印是防盗门生产中的一道工序。工人在门和门框上涂底粉，贴转印纸，在门和门框上印图纸。以前从事这项工作的大多是女性，现在这些工人人到中年，却很难等到接班人。车间工作相当累人。即使一些员工对这份工作感到满意，但当他们足够大可以做这份工作时，他们也不得不放弃。
这也容易大幅提前劳动者的“退休时间”。在招聘市场上，“4050员工”是就业困难家庭，即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他们本身就业条件差，技能单一，很多工厂都避而远之。
铸造厂的内卷化加剧了。
18岁也出来了，90后的王蒙，湖北恩施人。他是浙江聚贤圈杯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主要生产保温杯。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业者，他也吸引了一批年龄相仿的员工，工厂有近三分之一的00后员工。“00后年轻，父母支持，工作上比较放荡不羁，所以流动性比较大。”
王蒙初入社会时，也曾长期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直到2013年，他开了一家保温瓶贸易公司，赚取工厂和客户的差价。那时，他只有21岁。2019年，通过一家贸易公司积攒了一笔钱后，王蒙开始投入保温杯的生产。三年来，销量每年至少增长20%，去年疫情最严重时仍增长40%左右。现在，工厂有150多名员工，装配线每天可以生产多达3万个保温杯。
今年年初，公司在王蒙的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正月初八，工厂开工。但王蒙知道“现在生意不太好”。销售额上升了，但利润却没有。王梦刚开始做保温杯的时候，一个杯子赚35元很容易，但现在“甚至可以用35美分来形容
保温杯行业并不是一个技术门槛很高的行业，这也催生了一大批保温杯企业。仅永康一地，保温杯企业就有近千家。因为靠近义乌，大多数中小保温瓶公司都是给电商平台代工。在这个生态链中，品牌方是无可争议的顶端。“一般来说，代工厂和品牌方是三公开，甚至是二八公开。”。
近年来，代工厂之间的内卷化加剧。“一个杯子几十块钱，我们就拿十几块钱加工。”王蒙说，一些商家甚至把保温杯亏本9元9包出售，“这对行业生态危害很大”。
“为了竞争，我们必须为同样的款式提供更好的质量，为同样的质量提供更低的价格，为同样的价格提供更好的服务。”开厂后，王蒙感到压力很大。做贸易生意的时候，市场比较好，没有太大的库存压力，也没有那么多工人要养活。
即使是国内的龙头企业，品牌升级之路依然艰难。总部位于永康的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保温杯第一股，于2011年上市。作为保温杯行业的龙头，哈尔斯在业内知名度很高，但目前自有品牌仅占总销量的30%左右。
哈尔斯60%以上的订单都是为美国知名杯壶企业代工生产。哈尔斯副总裁吴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前十大公司有七八家是哈尔斯承包的，星巴克也是哈尔斯承包的。
“作为代工企业，我们达到了国际品牌生产标准，生产技术不比国外差。”吴兴表示，哈尔斯倡导的轻量化协作技术，使杯体材料薄至0.1毫米，使保温杯轻便易携带。
但在哈尔斯上市的十年间，自主品牌的销量占比迟迟没有提升。“哈尔斯是业内知名的。我们常说，我们只是一个工业品牌，而不是消费品牌。很多消费者还是不理解我们。”
相对于目前的“用工荒”，未来可能出现的“订单荒”才是本土工厂最大的危机。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哈尔斯的海外销售额有所下降。然而，尽管第四季度订单有所下降，但哈尔斯已经在第九天开工。记者在永康走访时发现，直到正月二十，当地几家企业仍未复工。一家规模以上企业的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工厂在正月二十三正式开工，比往年晚了很多。但是，这并不是“用工荒”造成的。工厂已经招够了员工，但订单还没来。“销售人员正月十八才出去抢单，现在订单还没确定。”
机器换人，是最优解吗？
“用工荒”的背后是代工模式下日益局促的劳动环境。“现在永康租房至少六七百元，但工资只有五千左右。中西部地区或许能拿到这么多钱。很多人过年后都不愿意来了。”袁永华说。
普通工人想在永康落户就更难了。2021年，永康在全国最贵县市排行榜中排名第四，仅次于隔壁的义乌和海南的陵水、万宁，平均房价21860元/平方米。高昂的生活成本降低了这个工业县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对于在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读书的大学生来说，回永康的意愿并不强烈。有人笑说：“永康已经是人才外流的地方了。”
除了人才，一些企业也从永康转移到周边地区。“永康的房租太贵了，而且也是一万多平米的厂房。在永康，可能要50多万，道路比较拥挤。”
为了缓解住房问题，永康市人社局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蓝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永康推出金蓝领公寓，为符合条件的在永康工作的非永康户籍人员提供政策性住房。根据位置不同，价格6800元/秒
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还规划了2023年全年的“人才引进计划”，包括春季系列招聘会，2023年还将在江西、湖南、云南等地高校举办100多场专场招聘会。“我们会邀请企业一起去，企业人事经理的住宿费和差旅费由我们负责。”蓝蓝说。
在总部位于永康的浙江哈尔斯集团的工厂内，部分生产线已经实现了机器换人和设备智能操作。摄影/姜祉羽
用工荒加速了本土企业的“智能生产”进程。永康以五金行业闻名，五金行业劳动密集型，对智能化的需求很强。近年来，哈尔斯加速布局智能化生产。保温杯的生产分为前道和后道。前道主要是金属成型和产品成型，是机器替代率最高的环节。“19条流水线，以前每条线12、3个人。目前智能化覆盖率达到60% ~ 70%，员工总数只有几十人。”吴兴说。
哈尔斯上市多年，财力雄厚。之前收购了设备厂，有能力生产智能机。“机械臂是市场上购买的，这部分技术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吴兴透露，智能项目目前投资两年，以收回成本。
以前哈尔斯工厂的流水线上挤满了人，现在人员精简，生产流程逐渐“由长到短”。吴兴介绍，通过流程整合，在不影响成品的前提下，减少了流水线上的工序，减少了需要的工人数量，也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王力安全，从2015年就开始布局智能。"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缩短交货时间."李廷谦说，智能化投入大，5台打孔机要2000多万元。目前，王力安防已经在多个流程实现了机器换人。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副教授黄宇长期关注制造机器的替代问题。据她观察，智能化并没有提高劳动者的技术能力，反而表现出了“去技术化”。自动化缩短了技能培训的时间，分工也发生了变化。“机器换人”后，普通工人负责简单的装卸，技术人员负责机器人的调试和维护。
在上述高智能企业中，被机器取代的员工中有大量的技术工人。“过去，焊接瓶底是一项技术难度很大的工作。现在通过智能设备，对员工的技术要求低了，而对会维护自动化设备的员工需求提高了。”吴兴说。
然而，一些企业在推广机器换人方面也存在技术困难。以门业为例。因为防盗门不像保温杯等产品那样标准化，每天生产几百个不同的批次，每个批次都有各种规格型号。这台机器很难制造成千上万种不同类型的门。
对于附加值低、产量小的产品，智能化成本太高。“比如十几块钱的包，用机器生产不划算，很多公司不敢投资。”袁永华说。
袁永华透露，如果是出口欧美利润高的产品，机器换人的收益也高，很多大企业都投入了智能。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即使有政府补贴，也很难转型升级。“我们公司的冲杆是部分智能化的，但是装配不智能化，不仅投入大，而且劳动效率也比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