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2023年2月2日，高一学生胡馨予在失踪100多天后被发现上吊自杀。据官方调查，他曾多次向家人和同学释放自杀意图的信号。
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0年我国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症检出率为7.4%。
“在我经手的案例中，青少年抑郁症的比例有所上升，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正在经历或者曾经有过不想活的想法。”张斌告诉该报，他在工作中发现，自杀的想法越来越年轻化。
张斌曾任深圳康宁医院危机干预科副主任，从事危机干预6年，现为独立咨询师。危机干预就是帮助处于心理危机中的人重新获得稳定。在工作中，张斌经常会面对有自杀念头的人。还多次受邀到学校做危机干预工作，接触初中及以上的青少年。“大多数人死前都释放过信号。”在他看来，这些声音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只是没有成功传达给身边的人。
他认为，父母的羞耻感是青少年自杀念头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父母承认自己尽力抚养的孩子有心理问题，这是个难题。”张斌发现，父母往往直到孩子的心理问题发展到日常功能受损的程度，才开始担心，带孩子去看医生。同时，因为对自杀这个话题不熟悉，父母也很害怕。当他们听说孩子有自杀念头时，往往以回避或反驳的态度对待，让他们觉得“没人关心自己”。
“家长也需要理解，”张斌说。“他们都没有受过训练.他们成为父母后，才学会为人父母。”
一个更现实的困境是，张斌发现，社会对自杀的污名化，使得自杀和死亡无法讨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孩子无法正确认识死亡，产生美好的幻想。所以他认为要重视生命教育，要和孩子谈自杀。
“问一个人有没有自杀的念头，不会让没想过自杀的人想自杀。”他强调，“面对自杀的问题，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你面对它。”
张斌
[以下为记者与张斌的对话：]
青少年抑郁症往往表现为躯体化，大部分直到不能上学才就医。
张斌：首先，在我办理的案件中，青少年抑郁症的比例有所上升，其中一部分人已经产生了不想活的想法。其次，我和抑郁症方向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交流时，他们反映近五年病房里有自杀风险的青少年越来越多。还有，我在学校和辅导员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也反映小学生开始有不想活的想法。
张斌：有三种方式：热线、门诊和公众对公众的现场干预。感觉孩子主动提出的比较多，尤其是热线，青少年自己打电话的比较多。当我们和TA一起工作时，我们会了解到孩子感受到的来自家人的关心更少，或者他们的求助没有得到回应。
很多打热线的人社会支持相对较弱。可能家人不理解不支持，身边也没有朋友，所以TA会选择拨打热线，需要有人倾诉。
这里有青少年的特点。为什么会有专门的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由于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的表现形式与成人不同，往往以躯体化的形式出现。
所以很多孩子一开学就肚子疼，一考试就发烧。这些可能是他们内心情绪的躯体化，也可能是心身反应，但大多数家长的理解有限。他们看到的是孩子生病了，就给TA开点药，或者带TA去医院体检。
这部分孩子，首先TA不知道怎么回事，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是mi
把父母的认知提升到病态的层面，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因为很多时候孩子自己都不清楚，也不愿意表达，尤其是在青春期，孩子和父母的关系非常复杂。
所以一般来说，当父母意识到孩子的问题时，问题真的很严重。一个是我成绩不好，家长可能考虑到我孩子心理出了问题。另外，孩子自己也说，我真的觉得自己心理有问题。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抑郁不能上学。之前接待过不少来访者，都是因为孩子的心理问题发展到了日常功能受损的程度。上学没办法，带TA之前父母都很着急。
张斌：重视成绩的青少年会说成绩下降了。有些人其实自己成绩很好，但是出了问题。
严格来说，很少有孩子说我要上学，因为学习对我很重要。说实话，就算我们成年人回头看，大部分人也不是真的喜欢学习本身。所以TA不想上学。一方面，TA觉得自己是在为父母完成任务。
另一方面，对于青少年来说，学习的直接价值恐怕并不明显。对于成年人来说，学习的价值往往体现在：或者因为我想做这个，比如我想给人危机干预，那我就学习危机干预，可以填饱肚子；或者这个东西给我带来一些成就感，给我提供继续学习的动力。对孩子来说，现实生活中能应用的知识少，能准确回答作者意图不会给生活带来乐趣；成绩前几名可能会给TA带来成就感，TA也会有自己的动力，但毕竟成绩会有波动，可能会导致TA动力受挫，也有TA厌学的可能。
或者一些在校园里遇到欺凌的人也拒绝上学。“我上学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会欺负我。”但TA更多的是对上学的恐惧和对老师的不信任。一般来说，这些孩子都跟老师说了，但是并不觉得老师有有效的回应。
也有可能因为转学或者其他原因，交不到朋友，感到孤独。对我来说，上学已经失去了吸引我的乐趣。
还有一种虚无感，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可能主要和注重业绩的文化有关。孩子觉得自己成了学习机器，对父母没有真正的活下去的欲望。
结合疫情，网上上课，每天坐在这里上课，写作业，考试，都不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有的孩子处于一种明显的冲突中，就是TA的家境实在不好。TA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可能涉及家暴，比如在家里吵架，喝醉了回来打人，甚至回来都没有理由打自己。这不仅仅是一个少年求助，我现在的成年来访者中，很多人小时候都是这样的。然而，这些青少年还没有达到法定劳动年龄，没有经济来源离开家。
一般来说，少年儿童对自己的认识也是基于一些表现上的变化，TA会来，比如对做什么都不感兴趣。少直接说最近感觉特别压抑。
孩子懂事，大概是因为没有机会任性吧。
张斌：严格来说，成绩优秀的孩子遇到的麻烦往往和成绩差的孩子差不多，但可能还有另外一种人际交往的麻烦，或者学校潜在文化的影响，比如不和成绩差的孩子玩。
成绩优秀的孩子的麻烦很直接，就是成绩差。背后有很多原因，可能与家长对成绩的担心是一致的。每次成绩好，父母对自己好。即使我现在有很多成年案例，为什么成就动机一直这么强烈？小时候，父母会因为成绩好而善待自己，成绩不好也会骂自己。
另外，有些孩子很想离开父母，觉得家庭环境太差。如果我想离开他们，我必须好好考试。我必须去我住的学校。这可能是少数情况。
所以背后的原因其实挺复杂的，但多多少少离不开父母。因为如果一个孩子是从纯自然发展的角度出发，TA不可能突然意识到分数对我很重要，一定来自周围的环境。但是我们的大文化其实是看重成绩的，孩子慢慢吸收。
总的来说，这种孩子是我们传统文化下特别乖的孩子，在工作中真的很听话。我把这个跟TA说了，然后让TA考虑一下。TA说我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可以玩，我想这段时间也会用来学习，这样成绩会更好。听着听着就会有罪恶感，担心TA是不是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挺苦恼的。
至少有一部分，我会发现这个孩子的情绪其实很早就在家里被切断了，TA也没有办法变成一个任性的孩子，渐渐的她会越来越理性，认同父母的想法。
简单来说，我觉得一个孩子懂事，通常是因为TA没有机会任性。所谓“穷孩子早当家”，TA不具备TA做孩子的那个条件。
张斌：我不怪父母，但确实很多时候父母可能对孩子的情感需求不够了解。其实孩子一开始还是挺懂事的，后来会逐渐努力讨好父母。但是很多时候，孩子有情绪问题，TA自己也不太好开口。这时候父母才意识到，如果继续维持老办法，会变成这样。
张斌：严格来说，我的样本有偏差。基于我遇到的一些人，他们在回顾过去的时候会发现一些共性，就是从小对自己要求严格，长大后陷入内心的痛苦和冲突。但是有很多我没有遇到过的类似经历的人，他们可能没有任何问题。
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不给自己放松的空间。涉及到一个人如何认识周围的环境。
TA心目中的外部环境是严格的。TA可能会想，我必须这么做，不然老板会对我失望的。我老板没说什么，但是TA当然希望我能做什么。TA慢慢被绑住，陷入两难。——如果我不好，谁也接受不了。只有自己优秀，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喜爱，总有一天会把自己逼到一个很累的位置。
有的孩子美化死亡，生命教育允许自杀被讨论。
张斌：最普遍的共性就是TA觉得只有死亡才能解决她内心的痛苦。换句话说，他们常常把死亡视为一种解脱痛苦的方式。
TA不知道抑郁症的症状。比如TA觉得自己状态不好，注意力和记忆力差，成绩下降，不想和人打交道，不想出门。我有什么问题吗？我的问题会给家庭带来负担吗？如果我走了，他们会更好。
当然，有时会有一种对自杀和死亡的理想化，尤其是在更年轻的群体中，他们仍然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我们的文化有时会说，你爷爷奶奶上天堂，这可能是无意中美化了自杀死亡，孩子会误解。妈妈和爸爸说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想去那里。
之前有孩子觉得自杀就像蛇蜕皮，其实TA也说不清。但在我们的直观形象中，这是一种变化，去旧迎新。这包括对自杀死亡的认识不清。TA不知道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还是期待摆脱一些不好的东西。
对于其他一些孩子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报复行为：反正我什么都没有，我有的只是我的身体。我觉得这个身体是个负担，你没问我就生了我。我现在活在痛苦中。你给了我这个身体，我现在要用自杀来报复你。或者说，有些孩子只有在认为我死了的时候才会后悔。我要让他们后悔一辈子。
张斌：我工作少。我的朋友都是中小学的心理学老师。一些学校意识到了重要性，会让老师学习并开设这样的课程。我觉得挺好的。它的价值就在于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让大家讨论和理解。
我们的目标不是让自杀成为一件正常的事情，而是让它成为一件不那么污名化的事情。如果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有苗头，可以找学校心理老师或者其他人谈谈。
这个话题现在很难进校园，因为这是一个突破，打破了一些禁忌。我知道有几所学校有这样的设置。它需要从上到下的组织，尤其是学校的负责人，来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说白了，如果真的在我们谈完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尽管我们知道那几乎百分之百与课程无关，但是没有办法消除家长的担心和讨论，家长肯定会被联系在一起，舆论可能会失控。
张斌：我的理解有限。这个问题需要从社会学或者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讨论。说到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社交焦虑，比如“鸡宝宝”。这种情况下，父母会很焦虑，父母的焦虑会传递给孩子。
此外，在线课程导致孩子和朋友之间很少实际接触。在青春期，同伴之间的关系很重要，这是自我认知的基础。
在此期间，许多孩子发现很难适应新的环境，如果上学和转学，他们会非常孤独。
父母有羞耻感，他们需要被理解。
张斌：因为求助热线的是孩子自己，所以我们收集的家长反应一般都来自孩子。一种是回避，完全没有反应；一种是反驳“你一整天都在想什么？”即使他们一点都不在乎，也会鼓励他们说“你有能力去死”“这么久没见你死过。”
这种家长心里或多或少都会觉得羞耻，以为养出这样的孩子一定是我的错。有的父母会陷入深深的无力感，觉得我不配做父母，孩子都变成这样了。这和父母自己的出身家庭有很大关系。
也有一些家长认为孩子只是为了吸引眼球，所以不相信TA，说“有本事你就跳啊”“结果TA不是回来了吗？”你看TA肯定不想自杀。"
回到为父母开脱的问题，自杀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的时候，应该说我们谁都不希望家里有人自杀。所以，当我们面对陌生而恐惧的环境时，我们会例行公事地“战斗”或“逃避”。
有一种战争，就是说我走这一夜，面对未知的黑暗，我直接拿着棍子在手里保护自己。所以对于父母，我证明你说的是假的。你就是想吸引眼球，有本事你就跳，或者你就别在那废话了，反驳你一天都在想的东西，证明TA是假的。
还有一种逃避，就是回避。家长会僵住了，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我问了还是没问。看起来TA要自杀了。她不问，问题就消失了。当父母陷入纠结时，他们会认为我宁愿什么都不做，也不愿制造麻烦。这种情况下还是没有回应，但是为了孩子，我表达了TA不在乎我，所以TA没有回应。TA根本不在乎我，根本不爱我。
张斌：在两个方面，我们处于一种集体主义文化中。家长往往把自己作为家长的价值建立在我的孩子表现如何的基础上，比如“哇，你的孩子真伟大”“TA考上了什么大学”，这让家长很自豪。
这一方面来自于别人对我的看法。——坦言，尽力抚养的孩子都有心理问题，这是父母很难克服的问题。我不想责怪父母。有时候孩子的心理问题真的和父母无关，但是父母觉得别人可能会指指点点。去医院，医生可能会认为我父母身体不好。所以家长在这一点上也要克服障碍。
回到父母本身，TA自己也会怀疑做父母的能力。
严格来说，父母没有受过训练。没有人说我在成为父母之前学过这门课。我是当了父母之后才学会当父母的，所以这里总是有很强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的部分可能与我自身价值的认同有关。
如果舆论的导向是孩子有问题父母也会有问题，那么父母就更不愿意带孩子去看病了。我们希望看到家长有自己的难处。其次，没有父母我们无法帮助孩子，需要父母和我们一起努力。如果父母思想开放，TA会觉得不那么丢人，更愿意带孩子去看病。父母也需要被理解。
但是孩子有心理问题，多多少少反映出家里沟通有问题，好像有一堵墙。从家庭系统的角度来看，系统出了问题，不完全是孩子的问题，也不完全是父母的问题，可能是系统中的互动模式出了问题。
当然，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是，青春期本身就是一个叛逆期，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沟通比较困难。小时候孩子觉得父母最好，我也很愿意告诉他们。但到了青春期，一方面孩子会成为一个独立成熟的成年人，但另一方面TA又不得不依靠家人生存。这种情况下，TA面临着内心的冲突。
青春期，除了父母，同龄人也很重要，因为TA的自知之明也来源于朋友对我的看法。我们的关系怎么样？在这个阶段，孩子与父母对话的意愿往往是矛盾的，几乎可以说是同时辩证存在的。一方面TA希望家人关心自己，但另一方面TA又不想和父母说话。TA想独立，所以父母在尝试沟通时可能会碰壁。
张斌：把TA当大人，把TA当小孩。作为一个成年人，意味着要给予TA充分的尊重，因为很多孩子在家里的痛苦，来源于TA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没有得到尊重。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TA当成一个孩子，给他一个更宽容的环境，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会被我们否定或评判。
在人际网络中，只要有一个人能识别出自杀信号，就有可能阻止一个人的死亡。
张斌：语言直接说“不想活了”“感觉最近活着特别无聊”。间接比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走了，你和你父母会难过吗？”其中一些可能会在作文中有所体现。
一些反常的行为，感觉孩子最近什么都不记得了，一直睡不着，整天无精打采的。
还有就是情绪异常。这孩子以前很开朗，为什么最近看起来闷闷不乐？或者他以前喜欢出去和人玩，但是最近不出去了，或者他以前不经常出去，最近特别喜欢出去。
我在训练的时候经常说，这些信号我们都很熟悉。如果我们是TA身边的人，我们都是敏感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经意的屏蔽掉，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是特别愿意往自杀的方向想。
刚才说的敏感变化，一个是以德报怨，一个是以德报怨。TA平时看起来很抑郁，但这几天感觉平静了很多，这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可能是因为TA心里已经做好了完整的自杀计划，也就是说一切准备就绪，我也放松了。
张斌：核心看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当孩子愿意信任我的时候，效果往往比和大人合作好很多。
我们大脑的发育也是一个过程。呼吸和出汗的基本功能最先出来，最复杂的区域是前额叶，实际上发育较晚，大脑在二十几岁就发育到成熟水平。
青春期，前额叶还在发育，为什么孩子会冲动？为什么孩子可能对自己的情绪认识不够深刻？和这部分有关系。但同时，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需求相对简单，因为他们没有复杂的社会事物。和成年人一样，如果经济出了问题，可能会有很多考虑，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如果家庭条件不好，只要家人还关心爱护TA，TA就足够了。
所以，当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建立得足够好的时候，再和他们说话。TA的防线没有那么厚，TA会慢慢告诉你很多她真实的想法。
但是因为孩子冲动，也决定了孩子会想的少很多，所以一般来说，TA冲动到执行的时候，时间比大人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识到干预反应速度更快。
张斌：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参与这个事情。不难，只要有基础的学习和训练，就可以做到。
如果这个人想死，如果TA是学生，那么TA身边的人都可以识别，包括朋友，老师，父母等等。
孩子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在一起，一个学校一个家，光靠学校和老师是不够的，光靠家长可能很难。双方都有信息偏差，需要共同努力。
大多数人在自杀前都释放过信号，或多或少，或强或弱。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只要一个人能找到，就有可能阻止一个人的死亡。
张斌：可以给家长一些技巧。首先，谈自杀并不容易，专业人士很难评估自杀的风险。所以如果家长觉得这件事很难处理，建议先寻求专业的心理支持，稳定自己再做。其次，父母不一定要完美。就算我们做危机干预，如果孩子突然跟我说自杀，我也会跟TA说，我也很紧张。所以，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
另外，我可能找了个孩子，TA说不想谈，这也无所谓。你可以告诉孩子你现在不想说话，但是我还是很担心你。以后再问你。如果你想谈，随时告诉我们，我会很乐意和你谈的。就跟TA说你拒绝了我，但是我们还在。
最重要的是“听”，认真对待TA透露出的信号，真诚积极地关心TA。
张斌：我觉得世卫组织对自杀的澄清，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问一个人有没有自杀的念头，不会让没想过自杀的人想自杀。这是我们面对风险时无法采取行动的最大心理障碍。
在危机干预工作中，只要对方提到自杀，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即使TA之前可能说过九次会自杀，但不代表第十次是假的，我们紧张的反应能给TA一种家人关心我的感觉。到第十次家人没有回应的时候，TA可能觉得真的验证了自己不被爱，于是TA真的这么做了。
所以我们强调一定要重视。只要说出来，就要认真对待。另一个原则是面对自杀的问题，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你面对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