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官方账号消息，“女朋友说彩礼18.8万，三金礼服婚纱8万.涉及到钱，就上升到态度问题，就是我不在乎她。”“我普通家庭，我爸的意见，对方坚持这么多，也能拿出来，但是这么多钱，我怕买车，怕车位，怕装修。”在社交媒体上，山西晋北的一位网友发帖询问网友，“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接下来该怎么办？”
事实上，现实中遇到彩礼困境的人不在少数，“天价彩礼”甚至“天价彩礼”的问题也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河间市大庄村党支部书记石建议“实行低彩礼”，在实行“低彩礼”的基础上，倡导“零彩礼”。
金孝义，Xi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农村人口婚姻家庭研究。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天价彩礼”是中国人口结构和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现象。彩礼金额从2000年开始持续上涨，2010年开始愈演愈烈。在一些地区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成为欠发达农村“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的主要原因，同时带来了城市发达地区年轻人“怕婚、不婚”的问题，对近年来的推广极为不利。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举办第三届“零彩礼集体婚礼”。中新社发苗育才摄
高价彩礼乱象
为了了解当代中国农村男性的婚姻成本，2018年，金孝义带领课题组进行了覆盖11个省份的“百村调查”，对农村男性的婚姻成本数据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在彩礼、婚房、婚礼费、媒体费等多项指标中，彩礼和婚房占比最大，“西部彩礼，东部婚房”存在地区差异。
“中西部地区男性结婚难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天价彩礼’。在东部，由于房价较高的影响，农村男性主要面临较大的婚房购买压力。”在金孝义看来，随着近年来彩礼价格的上涨，“天价彩礼”弱化了结婚仪式感，加深了“交易”的性质。
事实上，近年来，天价彩礼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甚至，还有很多交往中的男女因为彩礼价格过高而分道扬镳的案例。
腾讯新闻的谷雨数据《2020年国人彩礼调查》显示，70%以上的婚姻都收了彩礼。浙江以超过18万的平均值位居各地区之首，远超全国平均水平69095元。江西排名第四，平均彩礼11.2万元。
南昌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建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地收彩礼是普遍现象，但所谓的“天价彩礼”只是个例，相当一部分还是虚假炒作。“一般来说是18万元左右。根据家庭情况不同，一般公民家庭从5万到6万到15.6万不等。”
费孝通在1938年的《江村经济》一书中指出，彩礼是男方家庭因结婚而丧失劳动力的一种补偿，女方家庭通过嫁妆的形式为新家庭注入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资产的丰富，近年来彩礼一路走高是不争的事实。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东北小伙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朋友最近要结婚了，彩礼已经高达30万元，还不包括购置房产和车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中部某县的一位村民说，“两三年前，这里的彩礼普遍在10万元以上，但现在很多都是20万元起步。”“近年来，我们的彩礼一直在上涨
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天价彩礼现象屡见不鲜。福州大学社会学教授甘满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之前，福建莆田的彩礼一般会达到118万元到200万元。近年来，莆田市政府多次发出“抵制天价彩礼”的倡议，莆田市东海镇政府也呼吁聘金不得超过18万。
“适当的彩礼是一种社会习俗，被人们所接受，但高价彩礼让本应是民俗的彩礼慢慢变质，背离了彩礼的初衷。”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铭顺认为，天价彩礼抹杀了对女方认可和尊重的内在核心内涵，使其成为买卖婚姻中的价格礼物。
李铭顺说，天价彩礼扭曲了彩礼的本质，改变了彩礼强调仪式、规则和承诺的初衷。事实上，彩礼已经成为通过婚姻索取财物的法律禁止，扭曲了婚姻的目的。婚姻原本是男女以永远生活在一起为目的的结合，高昂的彩礼让他们的婚姻变成了一种生意。
复杂的原因
天价彩礼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原因。
金孝义说，彩礼高的原因很复杂，人口转型、传统习俗、现代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首先，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是直接原因。1980年以后，长期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带来了3000-5000万的男性人口过剩。随着这些年出生的过剩男性人口逐渐进入婚姻市场，男性婚姻挤压的累积效应日益凸显，被称为“新娘要价”的彩礼水涨船高。
她说，由于女性婚姻普遍从西向东、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男性婚姻挤压高度集中在以中西部为主的欠发达农村地区，这些地区是高额彩礼问题的聚集地。
其次，以父系、父权制和从属性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父系家族制度及其相应的婚姻模式是彩礼存在的根本原因。重男轻女的家庭制度和婚姻模式决定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这种从属地位在中西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更加突出，构成了“重男轻女”、“养儿防老”、“彩礼过高”盛行的共同原因，社会习俗进一步推动彩礼在家庭和社区层面攀升。
再次，市场化加剧消费主义和攀比心理，婚姻过度物化，高额彩礼等同于“有面子”，这在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农村社区更为严重。
最后，城市化和现代化重塑了农村的代际关系，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改变了农村传统的大家庭居住模式。当他们结婚时，与父母分离成为主流，婚房在许多地区成为结婚的先决条件。再加上物价和房价的上涨，进一步推动了彩礼的上涨和货币化。
事实上，很多地方已经形成了所谓的“市场”。在一些人的观念里，彩礼高就意味着婚姻好，谁的彩礼高，谁的婚姻就好。人们在谈论彩礼时，往往会提到当地的“市场”，互相比较。
在甘满堂看来，有些地方存在天价彩礼。一方面是“男多女少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普遍的攀比心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攀比心理“比较激烈”，是“彩礼高露脸”。“当然，如果父母通情达理，也能看到高价彩礼会增加对方负担，导致婚姻不幸福。”他说。
除了攀比心理严重，一些地方还存在“条件越差彩礼越高，家庭越困难”的现象。对此，甘满堂介绍了另一个情况
他说，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相对更开明，内地农村存在不考虑对方家庭经济实力随意索要彩礼的现象。“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导致很多人结婚困难。”“从一些新闻中可以看到，因为彩礼的问题还没有谈妥，本来说好要结婚的，最后却‘告吹’了。”
河北省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范亚丽认为，受婚俗、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过度消费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年轻人把婚姻感情变成了物质交换，给年轻人及其父母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精神负担，产生了恐婚、青年不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前述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就有这样的困惑。在他老家，结婚要准备房子车子，彩礼也不低。另外，结婚后要还房贷，生孩子要花更多的钱。年近30的他，感觉压力很大。
但对于“零彩礼”倡议，甘满堂认为，彩礼是传统婚礼习俗的一部分，实行完全的“零彩礼”并不符合传统婚礼习俗，其可行性还有待考量。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遏制天价彩礼上，不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适度彩礼是必要的。
在他看来，彩礼的数额“不超过一个家庭一整年的收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
如何破局？
事实上，天价彩礼的话题已经多次引起社会关注，面对天价彩礼，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出手。
日前公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的约束作用。党员干部要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三年点名“天价彩礼”。
在全国人大代表石提出“零彩礼”提案的河间市，2018年，全市各村都成立了红白议事会，专门制定了本村婚丧嫁娶的村规民约，如婚丧嫁娶的招待范围、桌数、餐费标准等。
2020年5月，民政部发布《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号文，指出要整治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姻争吵、攀比送礼等不正之风，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帮助脱贫攻坚，促进社会风气好转。河北省河间市等15个单位被确定为国家婚俗改革实验区，实验时间为三年。
河间市民政局今年1月发布的信息显示，2021年4月至今年1月，该市共登记新婚夫妇4726对，其中“零彩礼”和“低彩礼”占88%，平均每对婚姻降低成本7-15万元。
今年2月，宁夏靖远县制定下发了《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号，其中明确彩礼金额最高不得超过6万元，并提倡女婿赡养岳父母，个人赠与金额有限制。
《意见》提到，要抵制天价彩礼，倡导新婚。杜绝排场、排场、攀比的不良婚俗，实行高额彩礼限制，最高不超过6万元并逐年递减，酒席不超过10桌。
《意见》指出，要坚持新婚，提倡废除增加经济负担的礼金、水礼金、挂锁钱、改口费等旧习俗，减少婚嫁费用
在江西省广昌县，2022年9月，以“零彩礼”为10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并在网上直播。据当地媒体报道，一位参加婚礼的新娘说，“再多的彩礼也换不来这么热闹有仪式感的婚礼。”
3月2日，一则关于江西赣州大余县农村婚礼彩礼举报的公告引发关注。举报范围为农村彩礼超过8万元，婚车超过6辆，婚宴超过15桌，每桌超过800元。大余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发布公告是为了倡导移风易俗，反对高价彩礼，主要针对农村，减轻农民负担。标准定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超过太多就贵了。
金孝义说，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一部分，是中国婚俗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婚姻制度下，传统上是男方表达对女方家庭的感谢和尊重的仪式，实行完全的“零彩礼”可能会扼杀传统文化。
“目前的治理手段主要从彩礼婚宴金额入手，短期内可以治标，但长期来看很难治本。需要与乡村振兴战略、妇女权益保护和发展相结合，进行常态化综合治理。”肖孝义说。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天价彩礼”问题呢？金孝义认为，短期内要加强对彩礼高问题严重地区的治理，实行动态监管和奖惩机制；从长远来看，在不损害父母和婚姻当事人权益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条件，本着“量力而行”、“自由自愿”的原则，将彩礼和结婚程序的决定权还于民。
金孝义说，治理高额彩礼，关键在于结合当地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搞“一刀切”、“一哄而上”。
刘建生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天价彩礼”问题，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引导移风易俗；另一方面，要加快乡村振兴，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