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上消息，范儿被捕了。整个工地都知道他谎报了年龄，做了假证。该男子在老家重庆的真实年龄是64岁。为了顺利上班，他的出生年份改成了1965年，58岁，比一线建筑工人的年龄上限还差两年。收到假证后，范儿在工地宿舍外等着被接走。另一边，下班的工人刷着脸陆续进了宿舍。本文图片均由本报记者龚涵予、邹拍摄。
2019年以来，全国多地发布建筑行业“驱逐令”。禁止60岁以上的男性、50岁以上的女性和18岁以下的人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工作。现实中，更大范围的就业门槛往往低于60岁，年龄成为农民工求职的隐形禁锢。
一些忙于生计的“超龄工人”转向零工市场。“人多，活儿少。”2023年春天，53岁的老王在这个路口站了一个多月，没有工作。不再年轻的女性仍然希望找到一份长期工作。他们奔向人口稠密的郊区劳务公司。能说会道的大姐戴着十几块钱买的“金银首饰”，脸红得很浓，增加了她找工作的筹码，“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年轻。”超龄
到工地不到半个月，范儿就成了“话题人物”。2月中旬的一个凌晨，相关部门来到工地宿舍寻找新工人。他颤抖着，低着头，但眼睛不停地扫视两边。在这种状态下，很难不让人怀疑。范儿硬着头皮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上面显示，1965年出生，58岁，距离招聘要求的上限还差两年。经过多次比较，范儿还是暴露了，于是被带走了。
64岁的范儿做了“减龄”的假证，半个月内在工地被查出。范儿真实年龄64岁，超龄4年。按理说他不应该出现在工地上。工地距离上海市中心80公里。在这里的路上，卡车一辆接一辆。抬头望去，到处都是高耸的塔吊，建了一半的房子一栋接一栋。每年正月十五之后，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聚集在这里，帮助一座“新城”冉冉崛起。
范儿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些“宏大的意义”。他更在乎每天200元的收入。再说，食堂13块钱一顿的饭，有点“太贵”了。
范儿说他因为用假证在派出所呆了两天，又在看守所关了一天。临走时，警察扣了他500块钱，说只要招到办理假证的人，钱就还给他。范儿不打算放弃别人，但是给他假证的“老板”帮了他，所以他干脆不要500块钱了。就算是现在，我挖遍全身也拿不到200块钱。
从看守所出来后，范儿无处可去，就一直在宿舍里打发时间。在纸媒记者见到范儿的当天，工地一位负责人恰好来到宿舍门口。当着他的面，他给招聘他的“老板”打电话，商量下一步的安排。“赶紧想办法把他送回去。”那个穿着黑靴子，挺着啤酒肚的中年男人相当粗鲁。“我一直在这里，吃不饱。我该怎么办？”
“如果再被发现，扣一两千。这个钱不能交吗？”那人问，我也不知道电话那头说了什么。中年人结束了这场谈话。不到一米六的范儿一直低着头，一言不发。在后来的描述中，父母早逝，没上学不识字，没有结婚生子，原本在老家种了几茬庄稼，住土坯房。四十几岁的时候，经人介绍，他们出去打工了。他们大多在北京、安徽和广东的建筑工地打零工，并在年底拿到工资。
上海是一个拥有大型建筑项目的大城市。范儿今年想多赚点，却被卡在了“驱逐令”里。
2019年以来，全国多地对在建筑工地从事“高空、高危、高危、体力密集型”一线作业的从业人员进行年龄限制。在上海，禁止18岁以下男性、6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女性进入工地从事建筑工作。2021年5月，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重申了建筑工地从业人员的年龄要求，并指出，最近本市建筑工地上发生多起疑似猝死事件，年龄大多在60岁以上。
相应的现实是，农民工的年龄在持续上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9251万人，平均年龄为41.7岁，比2018年提高1.5岁。从年龄结构来看，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从2014年的17.1%上升到2021年的27.3%，40岁以下农民工占比从2014年的56.5%下降到2021年的48.2%。
一位工地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工地当然需要年轻人，但年轻人不愿意干。“泥瓦匠之类的技术人员，年龄一般都在四五十岁以上。过几年就超龄了，年轻人也不接了。还有谁会做这些技术活？”业内人士表示，60岁以上的农民工并没有消失，只是数量少，基本集中在私企。“因为不可能给60岁以上的工人买保险，万一工地出了事，索赔很麻烦。”禁止任职(在封建时代)
争议之下，部分省份逐渐做出调整。2022年，安徽、四川等地发布通知，避免建筑行业“一刀切”清退超龄农民工。同年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明确意见，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工作。
尊重大龄农民工就业需求和企业用工需求，引导企业根据农民工身体状况合理安排工作岗位，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定期开展职业健康体检。不允许以年龄为由“一刀切”。
然而，在更广阔的招聘市场中，年龄仍然是一种无形的禁锢，制约着每一个大龄农民工。“年轻人都招不完，我们还需要什么？”在距离范100多公里的上海嘉定，两个姐姐谈到了当前招聘市场“人多活少”的现实。吴霞东奔西跑找劳务工作。
这几天，47岁的吴霞和51岁的王云一直忙着找工作，每天骑着电动车到处跑，经常早上四五点去劳务，了解对年龄、技能、学历的要求，权衡报酬，希望能进一个稳定的工厂。如果不行，能做保洁、洗碗、送菜等长时间的工作也不错。当天中午，两人将电瓶车停在嘉安公路某劳务中介公司门口。进门之前，他们下意识地在手机里刷了一下招聘团的新消息。
“我女儿昨天看到了一个。在酒店，有3500元的保障。打扫一个房间要花7元钱。一天扫12个房间，一个月能有5000多。”吴霞一边刷手机一边说。“你问座位还在不在。如果是，我就去。”王云抬头一看，眼前一亮。“你能当清洁工吗？”吴霞问。“为什么不呢？”“他想看看你有没有做过。”
没有保洁经验的王云觉得希望不大。他眼中的光芒变暗了，继续沉默地看着招聘组。十分钟前，她在招聘群里看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洗碗工作，马上叫私信代理过来签字。她不想等到上了电瓶车到达，工作机会已经被“抢”走了。王云不停地在劳务中介前刷招聘信息。
王云告诉导报记者，劳务公司帮忙找的工作，单次介绍费一般达到200元，工作机会多在35岁以下，40岁以下的也有零星的。40岁以上的人基本很难有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吴夏在胸前挂了一条小金链，踩了高帮鞋，纹了眉，微微擦了些腮红。她看起来比王云更有活力，看起来不像她的真实年龄。
吴霞告诉记者，她来自安徽合肥，在上海待了十几年，在浦东和松江的电子厂做过女工。去年上任的工厂只招了三个工人。因为效益不好，年底她裁了两个，她就是其中一个。她最想去工厂，但她认为没有机会。“前几天一个做汽车脚垫的工厂需要十个人。你知道有多少人去了吗？”吴夏笑了。“200多。”
“所以，在我们这个年龄，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不能贪多嚼不烂。”她也对王云说过这句话。眼下，吴霞刚刚丢掉了一份酒店的工作。按照她的计划，3月底她要回安徽看眼睛问题，然后去太仓看怀孕的儿媳妇。吴霞知道在酒店找工作不容易，不想这么快就辞职。没想到，这件事被餐厅里的其他人告诉了老板，她的位置立刻被别人顶了。
“没办法，现在市场上竞争比较激烈。我也不想干等着，好手好脚的，为什么要闲下来？”吴霞说。
零工
更多忙于生计又到了年纪的人把希冀寄托在零工市场。
清晨六点，天蒙蒙亮，位于上海郊区的胜辛路嘉安公路率先打破沉寂。骑着电动车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在十字路口的马路边上排出百米长列。他们长期“盘踞”在此，自发形成一处零工市场。
在胜辛路一侧的零工市场等待的男人们。
在这里，电瓶车就是零工的“工位”，早六晚六，一坐一天，等待被“招工的老板”现场挑选。
老杨今年61岁，住在离此处五六公里外的一处农房，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骑电动车出发，六点多到达，不算早，但尚能选择一处好点的位置。胜辛路接近南北走向，车辆往往从胜辛路北直行或从东西走向的嘉安公路转弯而来，因此越靠近路口的位置便越早被招工的车辆看到。
“谁最先被老板看到，往往就选谁。”老杨说，每天会有一百多号人在此等一份日结的工作，大家像电视里码头上等活的脚夫——他们就是这个城市的脚夫，搬家、装卸水泥黄沙、运垃圾等，长期工们不愿干的脏活、累活，这些零工、日结工上赶着要。
嘉定的一处零工市场，民工们每天在此等活干。
一天工资在二百到四百之间不等，往年光景好的时候，他们一个月能收入四五千元。
不过，老杨已经五六天没见过招工老板了。中午时分，一辆黑色面包车缓缓在路口停下，等在路边的人们停止交谈齐齐张望，可惜的是，车上的人摇下车窗，与其中一人简单寒暄后就离开了——“不是招工的”，人们收回目光，转身回到“工位”上。
“这几天都没有人来。”他们当中的好几位，过去一个月只挣到一两千元。
“你看这个。”老杨把手机递过来，屏幕上有指纹的灰印。他在一个两百余人的招工群里，但始终在“潜水”。“18-35岁”“大专学历”“有叉车证”……对老杨来说，这些要求过于苛刻，“现在招工的条条框框太多，没啥机会。”
老杨来自河南信阳，他没有文凭，也没技能，在上海打了二十几年工，进过厂，也干过工地。如今只能干干零工，工钱一天一结。
与老杨并列坐着的，还有另外10多位岁数比他略小的务工者，也都在五十岁左右。中午一过，陆陆续续又来了些人。
老王今年53岁，正月初十从河南老家到上海。“今年我只被之前认识的老板喊去干了几天活。”老王不愿意说自己今年挣了多少。他只告诉记者，自己在这个路口站了一个多月，一次都没被选中过。
等待被“选中”的背后，是肩上实实在在的压力。老王带着一家三口在附近小区居住，老婆一个月挣三四千，儿子工资不高、等着结婚，房租还在连年涨。
“去年两千一个月，今年两千二。”老王表情严肃，觉得自己在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前几天早上，曾有老板来这个转角挑人，大家都举了手，老板挑走了个子最大的那几个，老王不在其中。
归宿
樊二决定回重庆老家。工地另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只樊二，工地里还有一位姓谢的，也被查出因超龄使用假身份证，这些天也要清退了。
回家对樊二来说并不轻松。他没上过学，不会买票，不知道怎么从工地到火车站，也不晓得如何坐火车。最要紧的是，钱不够了。当初来上海的时候，他同几个老乡一块坐的大巴车，单人票价五百，路程遥遥好几千公里，从镇上一直开到工地。如今，他变成一个人回去，内心有些害怕。
隔壁宿舍的老刘是他的希望。工资要等工程结束的年底才发，樊二打算先向老刘借点钱，老刘是他的带班，相当于半个领导，也是老乡，想必会帮忙。可能去火车站也要老刘借车送他，再帮他买票，直到坐上火车。
闲暇时，零工们在路口旁的一个简陋帐篷里自娱自乐。
在樊二的宿舍，一间逼仄的板房内住着七八个人，一天没吃饭的他蔫蔫地躺在床上，厚重的被子挡住头部，床尾挂着几件从老家带来的冬衣。床的里侧“藏”着一袋雪饼，是前一天在工地小卖铺买的，十三块一斤，樊二觉得很贵，但还是买了一斤，打算坐火车时吃。枕头下放着一个小本子，记录他在工地干活的日子，樊二不太认字，所以是老刘代写：
“2023上海”
“2.9日1天加班4小时”
“11日下午5小时加班8.5小时打灰”
“13日一天加班7.5小时水”……
樊二应该不会再出来干活了，这次，他坚信自己超龄了。老家还有一亩地和父亲留下的六七间土坯房，回去后，他打算先育一些红薯苗，二十多天后苗苗长成再种地里，等到了秋天，收获红薯后再种上稻米，其他时节再种点玉米等。这样的日子，他曾过了四十多年，如今又回到从前了。
3月的上海已有些许燥热，路旁的绿化树正努力生发着新芽，只是芽尖细小稀疏，不足以为树下的人产生任何遮挡。
零工市场的人们还要在路口站多久呢？现场的人给不出明确答案。
他们大都来自小城小镇，在大城市打拼数载。人生转眼进入下半场，觉得只要自己还有力气，就会一直打拼下去。
绿灯亮起，骑着电动车的女人快速穿过路口，满怀希望地朝下一处劳务所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