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阎建钢执导，陈晓、李沁主演的电视剧《人生之路》于4月10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和爱奇艺收官，该剧部分取材于路遥经典中篇小说《人生》，讲述了陕北青年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高双星等人的成长故事和人生际遇，其中的拼搏向上以及永不放弃的奋斗精神也激励着当代年轻人。《人生》原著是一本近15万字的中篇小说，要做成37集的电视剧，从故事到人物上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充改编。日前，该剧总制片人魏巍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路遥的《人生》是一部影响力非常广泛的文学经典，但是他认为文学经典永远是多维度的，而不是一个单向的解读，“它永远在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视角去解读，这才是它成为文学经典的意义。”
陈晓、李沁在电视剧《人生之路》中饰演巧珍和高加林。
改编：《人生》小说本身具有很强的当代性新京报：《人生》可以算是当时在青年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小说，在你看来，《人生》的魅力在哪里？
魏巍：我们对《人生》的小说和电影都有很深刻的年代记忆，因为我们团队领头人闫爱华是60后，我是70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对路遥对《人生》有过深刻的阅读体验和特殊感情。当年它触动了我们那一代人，我感觉这个小说，本身是具有很强的当代性的。高加林那一代年轻人所面临的痛苦挣扎、他的奋斗，所有的这些东西和年轻人都可以产生强烈的共情。新京报：剧中很大部分在描绘几个年轻人后期在上海的生活，是如何考虑的？
魏巍：选择上海，因为这座城市和路遥有特殊的渊源。《人生》就是1982年在《收获》发表的，然后在上海乃至全国引起轰动。可以说，《人生》也烙印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故事时间的设定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代一面是年轻人离开家乡，向往城市；一面是上海迎来浦东开发开放的时代机遇。中国的改革开放在那个阶段，上海是标杆及缩影。我们让续写的故事落脚点在上海，是能够最直接展现时代变迁及角色成长的。高加林、刘巧珍这种典型的农村青年，到上海后如何一点点融入，过程中有怎样的痛苦和挣扎，最终会怎样实现个人价值，也是我们想要传递给大众的温暖。我们要告诉今天的读者，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赋予年轻人新的人生机会，给了这些年轻人更多的发展自由与选择的机会。在改编的过程中，很多情节、桥段都做了调整，但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把路遥作品的精神内核，无论续写到哪里，都力争最好地继承下来。一定要进行合乎人物命运的续写。
去远方，是每个时代年轻人奋斗的注脚之一。
人物：更倾向于不单一界定高加林的性格新京报：原著小说里，男主高加林是一个木讷不善言辞又内向自卑，见到女孩会脸红又紧张的农村穷小伙，比较“社恐”。电视剧中的高加林有一点像乡镇里的“社交达人”，送来自大上海的姑娘回家并且见到女方父亲，一点也不怯场。在高加林的人设上，改编思路是什么？
魏巍：我们更倾向于不单一界定高加林的性格，他本身就是一个内心世界丰富，外表多少带一些知识分子的文人气的人。他相对温和的外表和汹涌澎湃的内心其实是有个冷热反差的，使得剧中的他更具精神层面的力量，更具真实感。原著小说和电视剧中共同的一点是，一开始高加林在农村都是一副“社恐、不善言辞、内向”的样子，剖析来看，高加林作为当时心智已开的知识青年，已经和当时高家村的村民有了认知上的隔膜，缺乏共同语言。在他到了乡镇、城市相对认可度高的区域时，他认为周围人可以理解他，自然会变得相对开朗，事业也相对顺遂，这样的处理整体上赋予了人物基调更多的温暖色彩。
高加林在农村时，表现得不善言辞。
新京报：剧中的刘巧珍无论是能力上还是性格上，都比原著要更“强”一些。读者对小说中的巧珍是同情多于赞美的。剧中巧珍不再是一个始终仰望着高加林的粉丝，在爱情中也不再是被动状态。刘巧珍这个人物的人设在改编上是如何考虑的？
魏巍：小说中刘巧珍的命运更多是依附于高加林展开描写的，“金子般的姑娘”也就是形容她善良、奉献等精神，这种精神是通过不断地“给予”体现出来的。剧中我们扩写了巧珍的人设，赋予她更多秦川儿女特有的活力和生命力，和她从父亲身上继承的经商做生意的基因，也就是赋予了她在社会浪潮中主动“争取”的源动力，让她可以靠自己的双手，独立在新时代立足，彰显女性爱情外的自我价值实现。
巧珍在剧中是个开朗的姑娘。
新京报：剧中增加了高双星这个角色，而且角色的戏份还比较重，高双星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魏巍：高双星这个人物是随着冒名顶替案引入的，其实是作为高加林的镜像人物来设计的，如果高加林的高考没有被冒名顶替，可能就走向了后来高双星的人生。这一设计，大大延展了故事的戏剧张力，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内涵。他们两个的人生轨迹是一种互文式的对照关系，如果说高加林的人生是前行之路，那么高双星就是自省之路。高双星的抉择及后来的人生，就是原著中“人生这条路紧要处只有一两步，每走一步都可能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甚至是影响整个一生“的真实写照。这两个原本的好兄弟在意外“互换命运”后，如何在漫长生活里找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也是对原著中“人与命运的博弈抗衡”的生动诠释，无论何时，传递原著内核都是我们最先考量到的。新京报：马栓这个在原著中并不起眼的角色，剧中用了一句“晓云将入岳阳天”，赋予他有文化、有头脑、有追求的底色。为何这样改编？
魏巍：其实我们想传递给观众的就是马栓他还是一个当年的文化青年。原著中巧珍嫁给马栓的结局，是巧珍的自我放逐和心如死灰的抉择，更多是体现了悲剧性及现实意义。剧中赋予马栓的优质底色，展现了他是值得巧珍去爱的一个男人，是值得巧珍去托付的男人，这实际上是对巧珍的关怀，我们不想把巧珍刻画成一个爱情幻灭的失败者，更希望马栓找到的是自己的爱情，巧珍也找到的是自己的爱情和归宿。
马栓和巧珍走到了一起。
演员：陈晓能接受这个角色就是有胆魄的新京报：能谈谈陈晓、李沁两位主演的选择吗？在你看来，他们有什么气质符合剧中的高加林和刘巧珍？
魏巍：陈晓的高加林这个角色，他不是一个典型的大男主，他是有足够的人物复杂性的，那么不同的人群对他的解读也是足够丰富的。陈晓能接受这个角色就是有胆魄的。另外就是这个角色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初的年轻人，高加林身上特有的那种对理想的向往，外在的表现又是相当内敛，内心又很火热，需要演员传达出来的表演层次很细腻很丰富，才能把这个人物诠释好。我感觉陈晓给到了我们惊喜。高加林尤其是他在陕北的部分，他是不断地被命运暴击了，他不断在背负沉重的东西，又不断地有那种生命力爆发和张扬出来的时候。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然后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人物的这种很多的细腻的东西是拿捏到的。刘巧珍这个角色在小说里面，更多的是一个美好善良、特具中国传统女性特征、让人心疼的农村姑娘，我们在剧中的处理其实是更强大了，我觉得这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对中国女性的这种认知。我们给她赋予了更多从陕北高原孕育出来的比较旺盛的生命力，李沁在表演的这个时候，很好地把握了这种人物的精神内核。我们剧中的这些青年演员，他们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所付出的努力还是很大的。
新京报记者 刘玮
校对 刘越
